探源文明之精神 雅致生活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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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大多数现代人还分不清古琴与古筝。

精致生活要求审美的提升，当下流行的古装剧已远离了粗制的清宫戏时代。隋唐以前的宽袍大袖、席居宴饮正受追捧，对日常用具、车舆宫观的精致考究，逐渐成为电视、网络追逐的审美标杆。

雅致的生活是精致器物与高贵精神的合一，君子无故不撤琴瑟，古琴是风雅生活的代表。中国古人认为，琴乃道器。古琴与政治命运、社会环境和个人的修养紧密相连。尽管只是作为一种音乐形式，但古琴在中国文化中的其他领域里，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就古琴本身而言，琴身上各处名称的形态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

只需看看当时古人生活的记录，就能了解古琴的重要性，不论是宗庙祭祀还是文章诗歌，一望便知。从古琴流派产生到琴人结社，再到现代大学的古琴教育，古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中华文明中传承。

古琴自从入选联合国“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后，便从冷落的边缘走到了关注的中心，学琴人剧增，古琴在拍卖行的价值一路飙升。但对很多人来说，古琴是熟悉又陌生的。因为不熟悉，所以常有误解。古琴为何能传承3000年不断，是否如“活化石”般一成不变？古琴又凭借什么成为众乐之首？伯牙子期知音相遇的故事为何发生在湖北？古琴的流派又是如何传承演变？

本期《长江地理》继续呈现古琴专题，我们专访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武汉音乐学院教授、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副会长丁承运，请他带我们拨开迷雾，了解真正的古琴艺术。

创制与流传

以琴瑟为载体，楚声影响了半部中国音乐史

丁承运站在自家的厅堂之中，三面墙上挂满古琴，进门的方桌上放着一摞琴谱。坐定后，茶饮间，他向记者讲述了古琴3000多年的人文历程。

根据上古典籍《世本》记载，古琴由神农创造。以前，音乐界仅仅认为这是一种传说。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却给出了物质上的支持。

“神农又称烈山氏，这个地方就在湖北境内。随州曾侯乙墓中发现了最早的十弦琴，去年又在枣阳郭家庙的曾国墓葬中又发现了最早的瑟。最早的琴和瑟都出土于湖北。”丁承运说。据考古统计，从春秋晚期到西汉早期共出土过八张琴，且都在楚文化的范围内。枣阳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十弦琴，与春秋时期曾国的十弦琴一脉相承。

丁承运解释道：“这范围的核心叫做随枣走廊，正是神农氏的活动范围，那么上古传说就可以坐实，是真实不虚的。”

上古传说琴有五弦，舜鼓五弦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五弦对应，宫商角徵羽。丁承运说：“五弦加倍后就是十弦。上古时候，五弦还可以满足需求，但是社会再发展后则不够用，需要加倍。”曾侯乙墓葬中，同时也发现了一个五弦器，音乐学界考证它称作均钟，其作用是调节平均编钟的音律。丁承运对此说：“这也证实了钟律出于琴律，雅琴是八音之乐的统帅。”

中国最早出土的七弦琴实物，其年代已到了战国时期，在荆门郭店出土。

诗经有“风、雅、颂”之分，因其施用场所不同，需要配以琴瑟歌唱。“周文王、武王各加一根弦，五弦由此变为七弦。七弦为雅琴与十弦颂琴相区别。”丁承运说。按其研究，诗经开篇的《周南》《召南》都是南风的产物，他推断上古琴瑟音乐的发源地，应该就是南方楚国。

后世传承的知音文化跟楚地音乐也因此有很大关系。“中国最早关于古琴风格的记载，就与钟子期家族有关，钟子期家族并不是平民阶层的樵夫。钟仪是钟子期的祖先，世代为楚国宫廷乐师。”丁承运解释。音乐产生于文字之前，神农时期属于农耕社会的早期，神农也被称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始祖。“那么做琴的材料，蚕丝、梧桐木等，就必定取材于当时的生产物。”

据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周代的房中乐，也就是宫廷音乐都是楚声，是楚人进贡给周王室的。而汉代的房中乐因为汉高祖喜欢楚声，所以整个汉代的宫廷音乐也都是用的楚声。到了唐代中期，中原地区传统的清商乐衰微。据唐代人记载，当时只有弹琴家还传承着“楚汉旧声”，“雅声独存”。“由周代到盛唐，楚地音乐随着古琴这条主线，影响了半部中国音乐史。”丁承运说。

文化与功能

琴以载道的雅致生活，最初是巫师“沟通天地”的方式

相对于远古社会来说，周代形成的礼乐制度，出现的时间较晚。那么在礼乐制度之前，古琴又有何作用？为什么舜弹了五弦琴，天下就能得到治理？

“古琴，产生于巫祝，是王者沟通天地的法器。王者既是政治领袖，也是当时社会的大巫师，音乐是巫师与上天沟通的最好形式。”丁承运说。

有一首古曲，叫做《神人畅》，说的就是尧弹琴时神下临与他沟通。神告诉尧，天下有大洪水要来了，命子救之。丁承运以此为例向记者解释说：“尧在舜之前，舜时代的洪水，神已经通过弹琴沟通之时，预先告知了他。”

汉代人记录了《南风》的歌词，说南风按时来可以吹散人民心中的忧愁，可以让天下富足。在丁承运看来，这是农业社会里作物丰收的写照，农民因丰收而从大自然中获得了财富。

南风，也叫做薰风，是五月份的风。五月份是农作物成熟的季节，需要好天气，如果此时出现雾霾或连阴雨，庄稼就会腐烂在地里。“此时，王者就要发挥大巫师的作用，鼓起五弦琴，唱起南风歌，让好天气到来。”

古琴直到近代，也依然是农耕文化的代表，弹琴者往往自己斫琴，自己做弦，自给自足。这也可以反映到古琴的音乐特色上，琴人通过弹琴修身养性，提升自我，不在于愉悦他人。

到了周代时，琴瑟已经不再是天子、王侯独享的乐器，它已普及到了士的阶层，出现了士“无故不撤琴瑟”的现象。“那个时候，琴就成为了君子修身的必备之器。家里没有什么变故，是离不开琴的。”丁承运说。

琴的普及程度已经非常高，孔子教授学生是通过弹琴歌唱来完成的。《论语》里面记载，有一次孔子批评子路弹瑟的水平太差，孔子的弟子们听到这个评价后，就开始不尊敬子路了。丁承运说：“老夫子看到这情况，就又出来圆场说，他已经学到了一些，只是登堂还没有入室罢了。而社交活动更是如此，孔子与客人相见，会合奏一曲，弹得高兴了，就要求再来一遍。”

中国早期文艺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形式传承，到了汉魏之际已经不大提六艺了，琴乐和书法两种艺术独立发展出来。在魏晋时期，这两种艺术已经融入到士大夫的生命中，其日常生活状态就是“左琴右书”。“嵇康到临刑前，颜色不变，取琴弹奏一曲《广陵散》，给生命划上句号。”

“到宋代以后，就提出琴棋书画，古琴已经普及到普通市井阶层。”丁承运说。对此，丁承运认为这是古琴社会功能的转变。上古时期，士用古琴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在中古时期则发展为陶冶性情的功能，成为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益友。“到了近古时期，古琴成为了寓教于乐的方式，教化人民，形成了一种雅致的生活。”

流派与发展

琴派风格在变，因文化碰撞与交融而不断更新

琴派的产生始于南宋。

最早诞生的是浙派，由温州人郭楚望开创。 “他的学生中有一个叫徐天民，徐家把琴艺一直传到明代初年。明代人称作‘徐门正传’。此时，还有一些其他风格的古琴传承，但还不能与浙派相抗衡。”丁承运说。

浙派传到明代初年时，就开始衰微。“常熟人严澂，接起了传承的重任。严澂是南方人，但是在北方长大。这种文化碰撞，让他创立了虞山派。他追求的风格，优柔慷慨，随兴致妍。也就是刚柔相济，还有即兴发挥的成分。”此后，随着虞山派《松弦馆琴谱》《大还阁琴谱》的影响力，天下宗风。丁承运说：“流派，是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结果，在一个地方固步自封是产生不了流派的。”

到了清代初年，扬州地区出现了极为重要的一部琴谱《五知斋琴谱》。“这个琴谱取代了虞山派两部代表性琴谱的地位，广陵派开始崛起。”丁承运告诉记者。广陵派的琴谱大大革新了以往琴谱的样式，配上了详细的解题、跋文、旁注，规范程度远超其他琴派琴谱。丁承运为记者取出了几套不同的琴谱，一一对照说：“同样是《列子御风》这首琴曲，广陵派琴谱就让人便于使用，连演奏时的细微感受都做了详细批注。”

各琴派风格，前后也有变化。丁承运分析，“早期的广陵派铿锵繁促，几百年后，到现在的后广陵派则跌宕起伏。”琴派的生命就是如此随着时代而延续，不断注入新的血液。“有新的生命加入，就能继续往前传承，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会衰微下去。”

1856年前后，一个名叫张孔山的浙江人，在四川青城山做道士，他的琴风劲健圆融、奔放沉雄，崛起于蜀中，在海内琴坛独树一帜。1904年，张孔山还顺长江而下到武汉等地传授琴艺，从学者甚众，后人称之为泛川派。

“泛川琴派的产生就是长江上下游琴风交融的结果，更体现了一种开放性传承的精神。泛川一名，泛指祖国的高山大川。湖北琴家多属于泛川派，我就是泛川派第四代传人。”丁承运说，“作为古琴艺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我有责任把它健康地传播下去，不能让它从我这一代断掉。”

国家级非遗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丁承运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受访者供图

长江商报消息 现状琴瑟和鸣可修身养性，初学古琴容易枯燥

在中国文化中，音乐似乎能调和一切。

现代社会矛盾带来的精神压力让人们苦恼，古琴因中正平和，不失为修身养性的良方。

与古琴相伴随出现的是瑟，琴瑟和鸣，能通畅天地，敦化性情。古籍记载，在炎帝时代，天下大旱，气候炎热，整天刮风，农作物被热风激荡而枯死。这时候，先贤就弹起瑟来，引得阴气，抑制过分强盛的阳气，于是天地交合而下雨。所以，琴为阳，瑟属阴，两者阴阳和合。

“道法自然，天地同和，是古琴的文化精神。商业化的过分操作，会让琴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丁承运对记者说。此前，古琴曾经有过一次被社会冷落的漫长时期。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做过一次普查，当时全国传承古琴的人还不到200多人。学琴全靠自觉，连老师都不敢苛责，要不学生就偷懒不来了。”广陵派古琴传承人马维衡回忆说。

彭子轩如今是武汉一家琴社的主人，她认为自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受益者，理应担当起传承的任务。六年多前，彭子轩和其丈夫陶健在武汉大学校内开起了一家琴社，那时琴社学员大多是在校的学生，少有上班族。

“我是在一次作品创作的时候，因为要寻找背景音乐，才接触到了古琴。一下子便被这种音乐所吸引，此后便开始了学琴生涯。”彭子轩回忆说。据她统计，六年多来，共有200多人先后在其琴社学习，如何教学是琴社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我发现人越来越少，课程还没有教完，一个班上的学员就全部走光了。我当时还责怪学琴的人不够努力。”彭子轩说。琴社刚开办起来的时候，彭子轩并没有担任授课任务，而是从音乐学院请来了专业的授课老师。琴社的课程设计，几乎是全盘复制学院的模式。

来琴社学古琴的人，大多都是传统文化的仰慕者，并没有受过系统的音乐培训。“古琴自有其音乐特质，并不如其他乐器，演奏起来让人华丽堂皇，震慑人心。如果方法不对，初学起来就显得枯燥乏味，再加上学院式的教学，也难怪学生坚持不下去。”彭子轩对此反思。

“琴社一开始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差，如果学员不能更新，琴艺又没有长进，琴社就很难生存下去。大城市里面，琴社刚开始不久便倒闭下去的现象比比皆是。”陶健对记者说。琴社如何能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维持下去，成为摆在彭子轩面前的又一大问题。

“好多琴社为了维持下去，古琴反而了附属品，琴社里做起了卖茶卖香的生意。古琴的授课质量便可想而知了。”陶健对记者说。学琴的市场需日益扩大，而师资力量却依然紧缺，古琴在如此情况下得到发展和普及，这在真正懂琴的人看来，对古琴传承有害而无益。“现在古琴教学市场乱象横生，有些以速成班吸引学生，学习几天就可以结业并开馆授徒。糟蹋古琴艺术，自误误人，遗害无穷。因为音乐学习一开始若指法、节奏等基础训练不正确，肌肉会产生机械记忆，往往不可逆转，以后想要改正都难。”丁承运说。

思变不是学琴者出了问题，是古琴教育方法有问题

彭子轩和陶健开始反思古琴教育的问题，他们发现这不是学琴者的问题，而是教琴者和现代音乐教育的问题。

“我们决定要去学真正的传承式古琴，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都要找到真正的传承人。按照传承的方式去教学，反思现代教育的弊端。”彭子轩说。2010年开始，彭子轩和陶健开始四处求学，最终他们找到了广陵派传承人马维衡。数年学习后，他们又开始了新的教学方式。

“首先是对古琴认识的改变，古琴不仅仅是一种乐器，而是中国文化里的一种与道相契的‘道’具，是修身养性、以音调心的一种途径。”彭子轩说。要学好古琴首先得提升学琴者自身的审美眼光，脱离求快、轻浮、功利的眼光。“有的琴社教学急于求成，刚学几天就上手弹大曲子，以为把琴曲弹得极熟，就算学成了。曲子和指法因速成的方法而熟练了，但仔细一听，毫无精神审美内涵，一塌糊涂。”陶健说。

彭子轩把此前的教学方式作了重新设置，基础层次的教学就长达24次，但是学生却不减反增。“24次的课程长达半年，对于一般的音乐教学来说15次就算时间很长了。首要任务是让学生学会品音，静下心来，用心来体会音乐，感知事物。”彭子轩说。

她说完，便取出两张琴来，让记者静下心来分辨两张琴音色的不同。“好的音色讲究入木三分，若是心浮气躁，根本分不清音色好坏，指法与心法不和。此前，有学生从别的地方学过古琴，认为古琴很简单，曲子都弹会了。按照这种方式练习，再也不敢夸海口了，但是琴却弹比从前好。”

通过这种方式，彭子轩发现，古琴确实能起到调理身心的作用，与古人所说一致。据史料记载，欧阳修曾忧劳过度，靠操习古琴，平和气血，病情得以康复。“曾经有学生初来学琴时，举止傲慢，说话不看人，对弹听不到声音，弹琴半年后，气质完全改变。”彭子轩说。

邱杨是湖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青年老师，自小就有倾心于古雅的志趣，从去年年初开始学习古琴。她对记者说：“因在古建筑班做老师，我需要进入一种古典的情怀中，因此接触到了古琴。尽管我去年刚结婚，但是我是坚持每个星期去上一次课。弹古琴让我心态平和下来，处理好家庭与工作上的烦心事。”

“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我在武汉大学工作。此前喜欢古琴，只是追求古琴的雅致光环，寻找一种范儿，古琴本身的知识并没有太多的了解。现在除了解古琴的文化外，个人修养有所提高。”琴社学员王以君对记者说。

困境传承难，需要提高文化素养

丁承运除了古琴传承人的身份外，还是武汉音乐学院的教授，他因此对古琴教育和传承的问题早就有过较多的反思。

上个世纪50年代，一批传统古琴大家，随着音乐民族化的浪潮，进入专业的音乐学院任教。同时，古琴被音乐学院引入，成为民族器乐系专业的教学科目。丁承运对此说：“但是古琴只是民族器乐教学的一部分，音乐学院不可能单独为古琴开设专科，只能接受统一的教学模式。”

音乐学院的学生在入校之前通常有视唱练耳的乐理训练，入学后又有严格的技法训练。此种教学方式，摆脱了传统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学生靠读谱就可以弹奏，老师也不必与学生一一对弹。

“这个学习过程确实科学进步多了，可是精确的记谱技术，把节奏自由的古琴音乐固化了。”丁承运说。中国传统的琴谱是减字谱，用汉字的部分笔画组成新的符号，标明左右手的指法。因为还缺其他的音乐要素，如果仅看琴谱，还是不能完好演奏的，这就需要老师口传心授来完善。

“学校的音乐环境更是深刻的影响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观摩、考试也采取中西音乐同台演奏的形式，可是审美观念并没有区别对待。”丁承运说。

但随着对音乐学院古琴教学模式研究的深入，丁承运重新审视了此前对音乐学院教学的批判态度。“个人无法改变大环境。音乐学院有自己对学生评判的标准，如果古琴学生追求大音希声，就会削弱音乐表现力，得分肯定会受影响，将难以生存。”丁承运说。对此，他在全校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古琴课程，只在研究生层次设琴学方向。“能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必须通过相应的理论考试，对文化水平提出较高的要求，而课程评分标准又不落入原有的体系框架内。”

对目前古琴业余教学的混乱和过热的商业化因素，丁承运认为，业余教学存在着师资良莠不齐，教学中指法、音准、节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各种问题，乱象环生；有些惟图盈利，以讹传讹，误人子弟；有些演奏水平有限却大谈琴道，殊不知技术层面必须练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才有可能上升到道的层面，而稚嫩拙陋、支离破碎是和道扯不上关系的。

丁承运说，音乐学院教学受到传承教学非议最多的是学生文化素养的不足，演奏技术过硬而文化内蕴有所缺失，专业院校的学生需要加强文化修养。而业余教学多数欠缺音乐基本素质的训练。二者应该相互取长补短，都不应妄自尊大，固步自封。

到了周代，琴瑟已经不再是天子、王侯独享的乐器，它已普及到了士的阶层，琴成为君子修身的必备之器。再后来慢慢成为寓教于乐的方式，形成了一种雅致的生活。

——丁承运

虽大雅久不作，但琴道不衰。当下，古琴随着传统文化热潮的出现，越来越被大众认识。智富阶层、白领和大学生成为现代社会中古琴学习的主流阶层，操练弹奏古琴已经成为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在很多人看来，学习古琴是走近传统文化的捷径。市场也敏锐地嗅到了这一潜在的巨大商机，大城市中琴社的出现，成为一种新现象。古琴没有远离普通市民，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琴社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市场化商业热潮的出现，古琴教育和传承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曾侯乙墓十弦琴。

战国荆门郭店七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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