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下半年马勒来中国“复活”

　　1894年3月29日下午，19世纪伟大指挥家冯·彪罗的葬礼在德国汉堡举行，现场有近3000人聆听着童声合唱的赞歌，马勒便是其中之一。据说，赞歌的第一句“复活，是的，你将复活”，带给马勒犹如电击般的灵感，回家后，他动笔写下了名为《复活》的第二交响曲。

　　百余年后，2011年7月9日，在中国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陈佐湟带领国交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上演了这场《复活》交响曲。其中最为经典的“葬礼”乐章“复原”了当年马勒参加彪罗葬礼的情境。为了纪念这传奇的一刻，演出特地定在下午15点开演。

　　去年是马勒诞辰150周年，今年是马勒去世100周年。作为纪念，全球各大唱片公司都已经推出大部头的马勒套装，其中马勒的十大交响曲更是重中之重。

　　从7月9日到12月2日，国家大剧院将在5个月时间里，上演马勒的全部交响曲，合作者包括艾森巴赫、大卫·辛曼、夏巴多等世界一流指挥家和苏黎世管弦乐团、亚洲爱乐乐团等一流乐团，作为对马勒逝世百年的纪念。

　　马勒是谁

　　古斯塔夫·马勒（1860年-1911年），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家之一。他的音乐创作多采用动机发展手法，承袭了瓦格纳的传统。他的音乐是通向20世纪无调性音乐的桥梁，在音乐风格上是浪漫主义的延续，他善于把哲理与通俗、个性与民族性、浪漫与现代的音乐糅合到一起。

　　马勒的家庭来自波希米亚东部，他的祖母曾经是街头的卖艺人。在波希米亚（当时奥匈帝国的一部分），马勒一家属于一个不太受欢迎的德语小社群，并且又是该社群中不太受欢迎的犹太人。他常说：“我是三重的无家。在奥地利作为一个波希米亚人，在日耳曼人中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世界上作为一个犹太人，到处我都是闯入者，永远不受欢迎。”这影响了马勒未来的无归属感。14岁时，马勒的弟弟早夭，使他很早就在音乐的表达上接触了死亡这个主题，对他的音乐产生了影响。

　　马勒曾先后在欧洲的布拉格歌剧院、莱比锡歌剧院、布达佩斯歌剧院、汉堡歌剧院、维也纳歌剧院任指挥、艺术总监等职。1907年，为了摆脱欧洲的反犹主义，马勒旅居美国，先后任大都会歌剧院的乐队和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

　　马勒在工作之余从事音乐创作，共写了十部交响曲、四部乐队伴奏的声乐套曲、一部清唱剧及五首歌曲。马勒的交响曲在形式上具有构思宏伟、规模庞大的特点，只有巨型的交响乐队才能演奏；在风格上，他力求发展维也纳古典交响乐的传统，作品形象鲜明，题材源于维也纳民间风格性音乐，而且，除《第一交响曲》外，他的交响曲都加入了人声合唱，他是贝多芬之后最执着地在交响作品中使用人声的作曲家。

　　马勒47岁时长女病逝，同年他被诊断出心脏病，这些都加重了他天生敏感的神经的负担。1911年5月，马勒因链球菌感染病逝，时年51岁。

　　马勒生前最重要的身份是指挥家而并非作曲家，他曾被认为是19、20世纪最重要的指挥家，而作为作曲家，他一生创作了十部交响曲，只有八部生前得到首演，其中只有《第二交响曲》（《复活》）和《第八交响曲》得到了好评。其他作品无一例外受到评论界的挖苦与嘲讽。在第四、第五交响曲没能得到公众认可后，马勒相信第六最终会成功，但却遭到了广泛的讥讽，尤其是对曲中非同寻常的打击乐器（铁锤、牛铃等）。维也纳评论家评论道：“铜管，很多很多的铜管，难以置信这么多铜管！更多更多的铜管，纯粹就是铜管！”维也纳的报纸曾恶毒地讽刺马勒的《第三交响曲》：“任何写出这种东西的人都该被关进监狱！”

　　马勒去世后直到1960年，美国著名指挥家伯恩斯坦对马勒音乐的热情推广才得到欧洲评论界的认可，当时甚至有评论说：“是美国人让欧洲人重新认识自己的马勒”。马勒成为了最常被录音的作曲家之一，多位指挥家录制其交响音乐全集，马勒音像制品的数量增加了几倍，音乐会数量更是直线上升。在美国，马勒的作品上演率超过柴可夫斯基升到第二位，仅次于贝多芬的作品。哈罗德·勋伯格评论道“难以想象还有哪位作曲家引起了这样的忠诚”。对这种趋势，库克解释道，是由于反浪漫主义思潮的衰落，社会渐趋自由，品位多元化，以致原本抵制马勒的西、法、意等国，也对马勒产生了热情。罗伯特·卡尔的理论称，CD的发明使得马勒那些长而艰深的音乐在家里也可以重复播放，反复聆听。

　　马勒曾说：“我的时代会到来的。”这句话在他离世50年后得到了验证。

　　爱他，还是鄙视他

　　陈佐湟说：“马勒的作品不易被人们以一致的态度介绍，喜好和不喜好马勒的都大有人在，全世界都是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的朱伟曾写过一篇《马勒崇拜》，里面对马勒音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跃然纸上，十分有趣。

　　“一首《复活》，周舵就把马勒崇拜传递给我。我迅速去唱片店购买了当时能买到的几乎他的全部交响曲磁带，大部分都是库贝利克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录音。我喜欢磁带盒上使用德国一位现代派画家画作的设计，它准确传达了马勒交响曲里那种像火焰般燃烧的欲望。

　　“也可能因为原始定势，我始终最喜欢《复活》。倒不是因为第一乐章与末乐章呼应的那种歇斯底里的呼喊，而是因为第四乐章像羽毛般纯洁而又温柔的女声独唱《原光》和最后使用了克洛普斯托克庄严又震天动地的复活合唱。而且在第二乐章对人生甜蜜回顾之后，第三乐章的谐谑《安东尼对鱼说教》较深刻表现了对人生的反思。我的好友作家格非最喜欢的则是《第一交响曲》，他喜欢第一乐章中春天黎明的生机以及经过第三乐章葬礼进行曲对死亡纤细的感受后‘暴风雨般的运动’，觉得那种排山倒海的感觉非常过瘾。我当时是把《复活》当成自己灵魂升华的一种依靠物，以至到美国见到北岛，他说送我一张唱片，我选择的还是伯恩斯坦指挥的这部作品。我记得当时花去北岛40美元，唱片买下来急于到查建英家里听一遍。小查的先生是段位很高的古典音乐迷，我当时隔几天就看他从汽车后背厢里拿出新买的一摞CD，真从心里羡慕。他在公寓里置了一套极好的音箱，遗憾的是他对马勒充满鄙视，我们于是只能挑一个他不在家的日子。巧的是那天我们放开音量刚听到一半，他却意外地回家了。他进屋有点轻蔑地说，‘哦，马-勒！’坐了一会儿就回他自己房里。我们赶紧将音量调低，但马勒也实在讨厌，他一会儿轻若游丝，一会儿又惊天动地，它让我们听得非常紧张。”

　　解读马勒

　　有人认为马勒习惯用一段表现一个乐句，所以歇斯底里、滔滔不绝，太多情感宣泄，宣泄得没有节制。相比于瓦格纳，虽然瓦格纳的音乐也缺少节制，但瓦格纳音乐中到处是透亮的阳光与湛蓝的天，而马勒音乐中是太多痛苦的呻吟与痛不欲生。

　　有些最初被马勒吸引的人，也会一度认为马勒听多了确实会腻，觉得他使用了比较繁复、夸张的表情，不厌其烦地追究“人是什么”，听多了是一种絮叨；觉得他对人生的描述过于文学化，其中渗透神经质的忧心忡忡。

　　音乐评论家哈罗德·勋伯格认为，马勒与贝多芬就大相径庭。贝多芬的奋斗是“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英雄”；而马勒的是“精神的弱者，牢骚满腹的青年”，他“享受着自己的不幸，想让全世界看到他的痛苦”。但勋伯格同时也表示，在他大多数交响曲中，都可以不时看到“沉思者马勒”被“音乐家马勒”的辉煌所升华。

　　伯恩斯坦对此的解释是：那些与生俱来的狂热、情绪的过度渲染、显示力量的姿态的粗鄙及要求改变现状的喧哗，所有这一切都因天真的、对梦想的记忆，对天国的向往，对拯救的神圣宣言或其他一些不可能达到的东西，而使人变得更为痛苦。

　　朱伟说：“马勒的音乐中一直是两种因素构成冲突，一种是进行曲，另一种是‘天使翅膀扇过’的牧歌，这两种元素在他童年记忆中就构成了因果关系——他从小对军乐葬礼入迷，进行曲被打上葬礼印记，悠长而浪漫的情歌都会变成噩梦；而进行曲践踏了梦魇之后，才是他儿时在树林里冥想，一人面对的宁静天籁。”

　　陈佐湟认为，理解马勒很复杂，但无人能否认马勒对庞大结构的精确掌握，对乐器使用的精确概念，对音乐本身的追求和多角度探索。他把交响乐的形式推到极致，他之后的各种流派都找不到主流方向，他在交响乐历史的特殊地位很难找到另外一位作曲家相比。

　　正如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所言：“马勒作品的最高价值不在于它通过引人注目、大胆、冒险或怪诞等显示出来的新奇，而在于这种新奇被融入到优美的、充满灵感的、深刻的音乐之中，在于这种音乐高度的艺术创造性和深厚的人性内涵所具有的永久价值。这一切使之在今日仍充满生命力，并拥有美好的未来。”

相关标签：马勒,《复活》交响曲,第二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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