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中华》音乐会剧照
神州乐器网讯 从6月上旬起在京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历经一个月之后近日落幕。由市文广局和市民族宗教委选送的上海民族乐团《锦绣中华》”音乐会，作为参演剧目在北京音乐厅上演，一举捧得剧目金奖、最佳音乐奖、最佳指挥奖和最佳演员奖、最佳新人奖等诸多奖项。这台音乐会将于本月22日在东方艺术中心汇报演出。
《锦绣中华》音乐会成型于2007年，首演时获得关注。此次赴京演出，《锦绣中华》经过改编而成。其中，担纲音乐会独奏的青年演奏家，均是上海的年轻音乐人才。近日，《锦绣中华》的音乐总监兼指挥、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王甫建接受了早报记者采访。
“民乐交响化”被误导了
东方早报：“民乐交响化”这个概念提出已有多年，起初有争议，今天有共识了吗?
王甫建：“民乐交响化”这个概念被人“误导”了，因为“交响化”并不是西方交响乐队所独有的，任何乐器都可以“交响化”，关键是看你怎么写。“交响化”并不是只针对西洋乐器的，多声部、多音色的写作方式就是“交响化”。它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技术。技术是为艺术服务而非制约。它并非只是单纯的“和声”，写得好就是好音乐，写不好管弦乐队也“交响”不了。
东方早报：起初这种尝试是受到争议和质疑的。
王甫建：这个说法最初是两种人提出来的，一批是自喻为“交响乐作曲家”，深受西方音乐影响，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言必称“巴赫”、“莫扎特”，机械套搬西方管弦乐的写法，对民族音乐的特性全然不了解。他们写作乐队化的民族音乐行不通，于是质疑民族音乐不能够适应大乐队，“交响化”是有违民族音乐本质的。
还有一部分是从民间音乐传承过来的演奏家，他们长期以来的观念是自我中心的，而乐队化的写作使得他们觉得他们在乐曲中所占有的地位、发挥的空间变得狭小了，因此他们也不愿认同这样的发展方向。
但这一点在今天已经不矛盾了。现在像西方古典音乐的独奏家一样，民乐的独奏家也越来越注重与乐团的合作，无论是传统的还是西方的。
用风格限定民乐
太简单化
东方早报：乐队演奏的民乐作品与“二泉映月”、“梅花三弄”等传统音乐气质还是不一样。
王甫建：民族音乐发展的当下，需要给予和西洋音乐同样的想象空间，而非用一些既定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去限制它。这其中有一个误区，现在许多人还没有把“民间音乐”和“民族音乐”区分开来。“民族音乐”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而“民间音乐”许多东西是浅层的情绪，虽然有些也很经典，但它的语言和这个时代是有距离的。
许多人用“风格”、“味道”去框定名族音乐，这种简单的“民间音乐”的定义把整个民族千年传承下来的意识给抹煞了。民族音乐中有我们语言表述的方式、代代相传的精神，东方文化中对世界的认知方法……这些都值得去发展研究，而不是简单地用风格能够定义的。
东方早报：今天民乐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了吗?
王甫建：我认为现在民族音乐本身，作曲家、演奏家的水平都非常好，只是很多人没有走进音乐厅去听。比如谭盾的《西北组曲》，听过就会知道那是无法用西洋乐队去取代的。还有像《欢乐歌》，西洋乐队是无法演绎的，但它依然是“交响性”的。我们现在有丰富的配器手法，有丰富的音色层次对比，这就构成了“民乐交响化”的语言，这是一件乐器无法完成的。如果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还硬要把民乐限定在某个概念中，这是很可笑的。任何声音只要使用得当，都能打动人心。声音从来没有限制，关键是看怎样运用。
东方早报：有人说，民乐比较小众，已经不符合快节奏的生活，会离大众越来越远?
王甫建：走向大众并不是“大”或“小”的模式决定的，音乐需要各种各样的样式，文艺演出没有哪种样式能够长久保持不变。我总觉得民乐团不仅为听众服务，同时要有传承。有人说“民乐不景气”、“民乐没人听”，其实传统从来不会消亡，只是有一部分人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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