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号墓出土的铜编钟
【神州乐器网讯】从萧皇后墓中出土的成套编钟16件、编磬20件，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出土的隋唐时期的编钟编磬实物，填补中国音乐考古史上的一项空白，对此，扬州文化学者韦明铧认为，编钟编磬的出土，不仅说明了隋代音乐的水平，更离不开隋炀帝本人对音乐的兴趣。
隋代，中国音乐文学史上里程碑
“在中国音乐文学史上，隋代是个里程碑式的时代。”韦明铧举例说，张炎《词源》有云，“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王灼《碧鸡漫志》记载，“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清徐养源《管色考》认为，“隋唐以后，俗乐胜于雅乐。”这些都把隋代看作音乐文学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看作一代曲辞繁荣的开端。
隋朝音乐受北方民族音乐与南朝宋、齐的旧乐影响，宫廷乐歌杂有“胡声”。隋炀帝时，设置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乐。当时乐器有曲项琵琶、竖头箜篌、答腊鼓和羯鼓等，都是从北方民族和西域流传过来的，在当时已经知道音阶有七音而非五音了。
隋炀帝痴迷音乐，是一个作曲家
“隋炀帝杨广是个音乐迷。”韦明铧分析道，隋炀帝在《江都宫乐歌》写道，“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余秋。渌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骝。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杨广做晋王时就热心吸收南方音乐。如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主管其事。
隋炀帝即位以后，更是兼采南北雅俗音乐。《资治通鉴》记载：大业二年，“高祖受禅，命牛弘定乐,非正声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炀)帝以启民可汗将入朝，欲以富乐夸之。太常少卿裴蕴希旨，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乐者，皆直太常。帝从之。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同书又记载，大业六年，“二月庚甲，以所征周、齐、梁、陈散乐，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传授，乐工至三万余人。”《隋书 音乐志》又云：“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可以说，隋炀帝不仅集南北音乐之大成，而且集华戎音乐之大成了，标志着中国中古音乐文化的融合，开启了唐代音乐的先河。
韦明铧由此推断，正是因为隋炀帝痴迷于音乐，萧皇后也受其影响而爱好音乐。
韦明铧认为，隋炀帝不仅痴迷音乐，还是一个作曲家。
韦明铧查阅文献资料发现，隋炀帝作过著名的《水调歌》。词牌“水调歌头”又名“凯歌”、“元会曲”、 “台城游”等，上下阙，平韵。相传隋炀帝开汴河时曾制《水调歌》，后来唐人演为大曲。大曲有散序、中序、入破三部分，“歌头”为中序的第一章。苏轼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是从隋炀帝的曲子演变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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