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春阳，一级作曲。1929年出生于辽宁丹东，1948年入伍，创作有歌剧20余部、歌曲近千首。其中，歌剧《刘四姐》（合作）、《江姐》（合作）都属经典之作，唱段《红梅赞》《绣红旗》等歌曲流传至今。他创作的《我飞在祖国的天空》（合作）《军营男子汉》等军歌，激情昂扬，激励着一代代官兵。《幸福在哪里》《听，国旗的飘扬声》（合作）等歌曲充满时代气息，真切反映人民的心声情感，成为一个时代的音乐标记。
记者：您19岁参加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40团宣传队，那段战地文艺生活对您的音乐创作有什么影响？
姜春阳：那时候，我们宣传队经常在路边架起鼓动棚，先烧好开水，等部队路过时，就一边给他们送水，一边扭秧歌、演活报戏、演奏乐器，搞鼓动宣传。宣传队所有人都要参加战斗。有一次我们追击敌人到了塘沽海边，敌人在海滩上埋了地雷，正在登船逃跑。我蹚着地雷阵，就冲上去了。后来领导说，宣传队除了活报戏、大秧歌，还可以整点别的。我想起过地雷阵的经历，由此创作了我参军后的第一首歌曲，叫《追追追》，反映我们追击敌人的战斗生活。这是首进行曲，可以一边行军一边唱，一下子就在部队传开了。所以说，你必须要有这个生活、有这个感受，才能把部队的真实情况写出来，才能受战士认可。这首歌，影响了我一辈子的创作。
记者：您创作的歌曲《祖国，我们日夜保卫你》，流传很广，据说成为上世纪50年代空政文工团演出的“代表作”。
姜春阳：我第一次在机场体验生活，看到飞机起飞，就琢磨着要写一首空军的歌。偶然一天，我在我们演员集体宿舍的桌上看到一篇歌词，叫作《祖国，我们日夜保卫你》，开头便是“我飞在祖国的天空，像白鸽一样飞翔。我飞过金黄的大地，沿着海边去巡航”。我一看到这篇词，脑子里就有了旋律。我大胆地把它写成了大合唱。那时空政文工团演出时，第一个节目一般都安排大合唱，基本上都唱这首歌。这首歌后来还被选为世界青年联欢节推荐歌曲。
记者：1958年，您被调到刚成立的空政歌剧团搞创作。创作的歌剧《刘四姐》非常成功，背后有哪些故事？
姜春阳：歌剧团组建后，我创作了《荒原春天》《牡丹江畔》（合作）等几部歌剧，都不成功。这对我们创作组是很大的打击，不久就听到一个风声：歌剧团再不出东西，就该解散了。后来我反思自己，有极大的创作热情，无写歌剧的艺术功力。新歌剧发展到这个时候，从剧本到音乐都要有戏剧性。创作性不够，肯定会被淘汰。
记者：《刘四姐》是不是就在这种充满压力的情况下诞生的？
姜春阳：对的，作为创作员，全团都指望着我们，确实是有压力的。就在这关键时候，阎肃拿给我《刘四姐》剧本。这个剧本有情节、生动感人。但这时我们还有7天就要下部队了。我和羊鸣非常默契，就你写一部分，我写一部分，写好了合一起。我们下部队前，把剧本留给歌剧团。歌剧团当即决定排练，紧接着就到各地演出。这部剧一经开演，就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第一天演，第二天就有地方剧团要过来学。失败是成功之母啊，没有前面的失败，就不会有我们的冷静反思，就不会有《刘四姐》和之后的《江姐》了。
记者：说到《江姐》，上次我们访问羊鸣老师，他对艰辛的创作过程非常感慨。
姜春阳：的确很不容易。第一稿我们写得高高兴兴，我和羊鸣、阎肃拿来汇报，领导、演员、导演、乐队指挥都来了。阎肃念剧本，我唱。唱完了满以为是通过，结果只有第二场有一段可以保留，其他全“毙”了，我和羊鸣都哭了。
就在这时，周总理提到在艺术创作上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一下给我们点亮了方向。我们第二次写《江姐》，四川音调由后加入的金砂写，他是四川人，其他的我和羊鸣写。为了搞好这个戏，我们俩把能走的戏曲单位，都走了个遍。中国戏曲的表现手法太丰富了，有慢板、快板、轻板、流水板等等。我们将这个板腔体运用在了歌剧中，比如江姐“看长江”一出场，未见人先闻声，民族戏曲的魅力就在这儿了。
歌曲原来的主题曲不是《红梅赞》，是“行程长江上，哪怕风和浪”。刘亚楼司令员提出，主题曲应该围绕女主人公江姐来升华主题。我们便又重新写了主题曲。《江姐》的成功，有乐队、作者的作用，但也不要忘记刘亚楼司令员、文工团全团，包括炊事员、清洁员的功劳，它是全员团结的产物。
记者：艰辛的创作换来艺术的成功。《江姐》1964年在全国公演后，引起巨大反响，一年间上演286场，成为民族歌剧不朽的经典。您觉得《江姐》为什么能经久不衰？魅力在哪里？
姜春阳：这部剧的创作、演出当然都是非常优秀的，它充满艺术感染力。但我认为它最大的魅力在于“江姐”这个形象的伟大。她用生命为祖国奉献，她代表着无数为国牺牲的烈士。那如何将江姐的英雄形象塑造得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我们坚持到生活中去寻觅作品的生命。下江南、入蜀道，看《红岩》小说，走访江姐生前战友，搜集音乐素材……就是为了对江姐精神面貌深入挖掘，就是不想把人物搞得“表面化”“脸谱化”了。江姐的形象是高大的，也是普通的。我们想着重刻画江姐那“一片丹心向阳开”的革命热情，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以及从容不迫、外柔内刚的个性特点。当我们动笔为江姐写唱腔时，总觉得有责任赋予她一些亲切、动听、优美的音调，使人一听或唱起江姐的歌曲来，便能引起共鸣。因此，在音乐造型上，我们赋予了江姐抒情性的唱腔。
记者：1984年央视春节晚会上，歌曲《幸福在哪里》由殷秀梅老师演唱，红遍全国。您怎么想到创作这样一首歌颂劳动者的歌的？
姜春阳：写了《江姐》以后，很多词作者给我寄歌词。一天我收到了一首词，是湖南邵阳歌剧团的戴富荣同志写的《幸福在哪里》。那时候改革开放了，我感到国家开始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也一直想写一首歌颂劳动者的歌，可是怎么都出不来旋律。就在这时，音乐家协会组织驻京词曲作家到北京大学体验生活，为青年写歌曲，我就去了。有一天，中韩两国男子排球比赛，学生们在广场看电视。中国队赢了，大家欢呼雀跃，学生们拿出脸盆当锣敲，有的拿出小号吹起了国歌，还有一个同学大喊一句“振兴中华”。我从旧社会一路走来，过去外国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我们赢了。就在这瞬间，我突然感到旋律有了。后来在全国青年歌曲征歌投票中，这首歌以64万票获奖，还上了中学生的教科书。
记者：“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想去打仗，只是因为时代的需要，我们才扛起了枪……”这首《军营男子汉》充溢着军人的自豪、自信、自强，现在依然能引起广大官兵的共鸣。
姜春阳：这首歌诞生于驻大连的一个飞行师。1987年，原空政文化部组织全空军的词曲作者到那里体验生活。部队正在搞得失教育，我们听到有些官兵发牢骚：“现在社会上总叫我们‘傻大兵’，我们保家卫国怎么就傻了？”这很触动我们。有一天深夜11点半了，阎肃忽然来敲我房门，说：“我写了个歌，你看看！”好家伙，《军营男子汉》！阎肃就是紧贴当时的得失教育和官兵心理写的这首歌，我看过歌词后，也挺激动，就开始跟他研究歌词。后来决定他回去再修改第二、三段的歌词，我根据他的第一段词连夜谱曲。天亮了，他又来敲门说：“改出来了。”我一看词写得非常好，这首歌就成了。
第二天，我们就把他们师的文艺骨干集合在一起。我说：同志们，我们写了首歌叫《军营男子汉》，我唱给大家听听，请你们提提意见。他们原本很严肃拘谨，我一唱完，哗地一下就沸腾了，把我团团围住。那一瞬间的场景，我现在还记得，这对一个作者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后来，这首歌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歌曲》上发表了，很快在全军唱响了。这首歌抒发的是部队官兵鲜活的思想感情，所以受到官兵欢迎，当然这也得益于我们长期积累的生活感受。
记者：您今年已经90岁了，为什么还在坚持创作？
姜春阳：我是一名文艺老兵，用我的旋律歌唱时代、弘扬优良传统是职责所在。我始终有一种使命感，所以我的笔停不下来，只要身体允许，我还要坚持写下去。
记者：对年轻的音乐创作者，您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姜春阳：要为部队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宗旨。在创作路上要做到“少多少”。一个作者，刚开始写东西时，不知道写什么，写得很少。只要能把这个“少”突破了，就像闸门被打开，慢慢就“多”了。这个时候就要警醒自己写得还是“少”。这个“少”已不再是单纯数量的多少，而是要“精”。你已经爬到一个山顶了，但抬头看，上面还有山峰。这个山峰就是，你写了多少东西，有没有代表作，有没有能够代表时代、代表人们情感和声音的作品。
（整理：谭卓廷、易 之）
采访手记
老兵的刚与柔
■袁丽萍
说起过地雷阵牺牲的那些战友，90岁的姜春阳忽然就落泪了。
他抬手擦擦泪，说：很久不提这些事了，但一直在心里扎着。
在亲朋看来，姜春阳很刚强很乐观。经历战火洗礼，两次抗癌成功，这位老兵犹如一棵挺立的长青树。
今年夏天，他重病初愈，刚从医院出来，就埋头创作《党啊，听我为你唱支歌》。耄耋之年，满腔热忱，只为一首新曲献给党。
一聊创作，一说新歌，他眼睛都亮了。坐在他对面的我，能真切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份热爱。
是啊，一个能如此敏感捕捉人们和时代情感乐符的人，怎能不是感情充沛饱满的人呢？
老兵至刚。老兵至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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