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上海民族乐团《海上生民乐》音乐会版登上了欧洲四国八城的全球一流音乐厅演出，收获的欢呼与掌声不亚于任何一支国际性交响乐团。
彼时坐于观众中间的罗小慈，感受到了西方观众对中国民乐音响世界的陌生与熟悉，“陌生的是我们的乐器、音色、编制、曲调，熟悉的是乐队的形式、某些和声和织体运用方式。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我们的音乐和音乐家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情感、一种生命中的感动。许多观众听完音乐会后说，我想去中国，我想去上海。”
诞生于1952年的上海民族乐团，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现代大型民族乐团。在现任团长罗小慈看来，乐团的历史离不开中国江南丝竹乐的发展。江南文化的滋养孕育出了海派民乐开放、创新、包容的特质；上海民族乐团精致、细腻、开放、包容的特色也与这片土壤息息相关。
一直以来，民乐都是中国江南一带民间生活的娱乐方式之一。明清以来，热爱音乐的江南人从丰富的江南曲艺、民间音乐中汲取养分，逐渐发展形成了“江南丝竹”演奏形式。近代上海开埠后，更是汇聚了来自江南各地的丝竹乐爱好者。
“一方面是国家对于民族音乐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民族音乐在上海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上海民族乐团在1952年成立了。”罗小慈告诉中新社记者，乐团成立初期汇聚了笛子演奏家陆春龄、琵琶演奏家孙裕德、古琴演奏家张子谦等一批当时上海民乐界的精英大师，“招”“换”结合下，逐步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吹、拉、弹、打声部比较齐全的大型乐团。
在罗小慈的印象里，乐团涌现过太多演奏大师，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不少前辈都是“一专多能”的，还有民乐大家常常清晨五六点钟就起床练琴。“老一辈乐团艺术家们的治学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他们身上这种刻苦的对艺术的追求，对我影响深远。”
建团初期的《小放牛》《大联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喜报》《山村变了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花木兰》《长城随想》……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奏曲目似也勾勒着中国民乐风格的风云变化。“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有代表作品、代表性艺术家，”罗小慈感慨，国家强，文化兴，民族音乐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
民族音乐，国际表达，当代气质——这12个字，成为了今天上海民族乐团对待演出和创作的“态度”。近年来，《海上生民乐》《共同家园》等精品力作让乐团在世界舞台上熠熠生辉。
盛誉之下，罗小慈却也清醒指出，中国民乐“走出去”不能“盲目”，应当具备与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交流的能力与热情。“中国民族音乐和民族乐器有着数千年历史和传统，是展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最好的载体之一，作为一种跨越国界的抽象艺术形式，中国民乐在‘走出去’时确实存在着优势；但与此同时，民乐作为中国的一种民族艺术，在海外一定会受到文化、种族甚至地缘政治的影响和局限，因而面临的挑战会更大、要求会更高。”
在罗小慈看来，把握住“变”与“不变”，就把握住了中国民乐的未来。“中国民乐的发展，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比如要坚持以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为本的创作观，因为它是我们的文化根脉；同时也要创新求变，灵活运用新时代审美语境下的一些新语言、新手段。中国民乐的未来，一定是同观众、同国家的发展与命运紧紧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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