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乐学院在建设一流学科与地方高水平大学过程中，始终对标国际同行，以开放的姿态与许多国际知名院校开展合作。然而，在办学过程中，我们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对于国际音乐高等教育以及音乐艺术发展的前沿态势的了解尚不明晰、在国际一流音乐师资的获取途径以及与国际知名演艺机构的深度合作等方面尚嫌不足，因此，亟待建设一个音乐艺术领域的国际顶级智库，作为上海音乐学院人才培养、师资建设、艺术创作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重要抓手。”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说，学校因此决定成立一个专家咨询委员会，专事咨询、顾问、推荐、评议等工作。
12月5日至7日，上海音乐学院国际艺术家咨询会议在上音召开。
12月6日上午，德国汉堡音乐与戏剧大学校长艾尔玛·兰普森、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维多利亚音乐艺术学院院长巴利·康尼翰、意大利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院长克里斯蒂娜·弗洛西尼、美国旧金山音乐学院院长大卫·斯图、奥地利小提琴家鲍里斯·库什尼尔、英国伦敦爱乐乐团艺术总监蒂莫西·沃克、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叶聪、中国作曲家张千一等分别做了不同主题的发言，并对上音未来办学前瞻、人才培养、中国音乐及作品推广以及行业内的共性问题进行阐述，同时，8人还受邀担任了上海音乐学院国际艺术家咨询委员会理事。
廖昌永
如何更好地办学校
德国汉堡音乐与戏剧大学和上音深交多年，校长艾尔玛·兰普森更是常来中国，是上音的常客。
德国汉堡音乐与戏剧大学共有4个系1500名学生，最主要的一个系几乎覆盖了所有西方乐器的学习，以及歌唱、作曲、指挥、教堂等方面的教育，还设有戏剧系、教师培训和音乐疗法系、文化管理系。除了专业教育，学校也非常注重跨学科和创新的项目，还专门创立了一个部门来推动跨学科的合作。
“如果一个大学能让不同的系相互合作、相互联系，会产生很多有趣的结果。”艾尔玛·兰普森举例，比如小提琴专业的学生，除了集中精力学小提琴，也应该开放心态对很多领域感兴趣，“我们要激励他们，让他们对戏剧、音乐学或音乐疗法等感兴趣。这种跨学科合作的精神是我们学校花了精力去推动的一件事情，有时候很成功，有时候并不成功，但很重要。”
另外，该校还成立了创新大学中心，专门推动新技术和创新项目。在德国今年一个评选大学创新性的比赛中，该校从众多学校里脱颖而出，赢得了数百万欧元的奖金，这笔奖金被投入到学校的新技术和创新项目中继续发光发热；该校还成立了一个质量管理中心，让学校独立于国家的监管之外，比如学校可以认证一些新课程，而不需要政府批准；该校还有一个庞大的职业中心，在学生毕业后还没进入社会、没成为艺术家之前，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指导……艾尔玛·兰普森认为，这些相对特别的方面或许能对上音的发展有借鉴意义。
德国汉堡音乐与戏剧大学吸引了全球50多个国家的学生来求学，艾尔玛·兰普森强调，学校和上音的合作历史最悠久。每年，都有大量上音学生到该校交换学习；该校还联合上音、上海交响乐团、旧金山音乐学院、伯克利交响乐团推出了“乐队文化未来”的国际合作项目；该校还建立了中国和东亚音乐中心，以了解中国乐器、中国音乐、中国文化。
“为什么和中国的合作这么重要？为什么我总是到中国来而不是留在汉堡？中国的音乐市场经历了惊人的发展，音乐厅、歌剧院拔地而起，交响乐团、音乐学院鳞次栉比……这对全球的音乐界，尤其对欧洲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学生派过来，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这种繁荣发展的一部分。”
艾尔玛·兰普森同时指出，不能仅仅追求更多数量的音乐厅、歌剧院，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首次进音乐厅，如何建立一种倾听音乐、欣赏音乐的文化，很重要。最近，上音歌剧院新近落成，“怎么用一种创新的方式诠释歌剧以及歌剧导演、歌剧表演等是新的挑战，这也给你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上音也可以创立一些戏剧表演、歌剧表演相关领域的研究课程。”
蒂莫西·沃克执掌英国伦敦爱乐乐团7年，随着上海发展成为世界商业和文化中心，他认为，上音的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可以利用这座城市的强劲发展势头赢得更高的全球声誉。
具体在哪些方面努力？
“第一是参与国际音乐赛事。参与赛事的经验对于人才培养非常重要，他们可以互相学习，被业界所熟知，同时也可以为上音带来更多的认知和认可。我觉得要鼓励学生参与这些赛事，竞赛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并不是要赢得比赛，更多的是通过这种参与来学习。”
“第二是参与国际艺术节。上音学生院团可以安排一些巡演，和国际艺术节建立起国际联系，这对学生和学校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上音可以选择一个艺术节，有了影响之后再慢慢扩展。”
蒂莫西·沃克认为，上音还可以通过校友的网络来开展合作，包括那些成功的毕业生以及海外留学生，“这里面有很多机会可以好好利用。我们应该跟踪毕业生的发展，成功的毕业生应该是上音最好的大师，一个音乐学院的标杆是由成功的毕业生决定的，无论他们是乐团演奏家、独奏家、作曲家、指挥家，还是教师、录音师或者乐团的管理者、艺术节场馆或者歌剧院的管理者。”
还有参加国家庆典活动。蒂莫西·沃克举例，2012年伦敦奥运会，伦敦爱乐乐团为205个国家录制了国歌，这对乐团来说是非常好的公关机会，“我们去录音棚录歌时，也制作了别针，每次录完后我们就会推出别针，这是一种很好的推广。当这些国歌在奥运会上响起时，伦敦爱乐乐团得到了很多关注，反响非常好。所以，上音可以运用创意的方式来参与国家的庆典活动、赛事活动，同时通过数字媒体来推广。”
如何更好地教学生
奥地利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鲍里斯·库什尼尔就小提琴的人才培养与教育发表了不少见解。
在他看来，培养青年小提琴演奏人才的过程包含许多密切相连、息息相关的细节，这些细节对年轻音乐家的艺术、才智和道德形象有着深远的影响，以消极被动或者过于夸大的错误方式处理其中涉及的任何因素都可能导致人才的成长速度减慢，甚至带来毁灭性后果。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将“才华型”和“技艺型”的年轻演奏家区分开来，还有一种演奏家是“天才型”，这种人特别少，他们的名字会永远刻在音乐史册当中，“我几乎可以准确无误地在听到他们演奏录音的一开始，就判断出一个素不相识的小提琴演奏者是属于技艺型、才华型还是天才型。”
“作为教师，我们必须非常清晰地了解，一个年轻人必须具备哪些素质才能被称为才华型的人才，此外还应该知道他有哪些不足之处，怎样弥补这些不足增强他的能力。”
鲍里斯·库什尼尔为此将标准细分为11条：他演奏的音色必须优美动人；他应该拥有精准的音乐听辨能力，能持续以精确的音准演奏；他要有能力用较快或者极快的节奏演奏乐曲的炫技性乐段；他应该能够熟练运用小提琴的歌唱性演奏技巧，处理乐曲的慢节奏乐段、炫技型和快节奏的乐段；他要有耐心并且充分理解左右手适合小提琴演奏的最佳自然位置的重要性；他要有很强的记忆力，可以记住大部分的作品，并且随时做好准备演奏；他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登台演出时要能克服紧张的情绪和心理压力；他不应该在其他同龄人比赛获奖的时候表现出嫉妒；他应该乐于接受老师、朋友或者自己信任的其他音乐家的评论和建议，不因别人的批评性意见而气馁；他要有一位才智出众、细心周到、有耐心的优秀教师；他的父母或者亲近的人要充满爱心和耐心，周围的人要充分认识到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是一种长期和艰巨的过程。
鲍里斯·库什尼尔针对每一条都展开了详细阐述。比如精准的音乐听辨能力，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求学时，他跟过很多名师，他们要求学生演奏弦乐器时必须非常注意保持音准精确，他们不会允许学生在音准不清的时候演奏乐曲，而且非常注重对不同音阶和练习曲的练习。
在很多小提琴比赛当评委时，鲍里斯·库什尼尔发现，很多老师对于音准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反他们更加专注于让学生表演那些难度更大或者技术上具有挑战性的作品，“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不对音准进行深入思考和精心把控的演奏只会损害年轻演奏者的音乐听辨能力，会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危害。”
再比如左右手的位置，老师在培养小提琴家的过程中要有充足的耐心跨过这一艰难的一步，他以房屋建造举例，“造房子从造地基开始，房子建得越高地基就应该越深越牢，地基不牢一阵风就可以吹倒。对小提琴教育来说扎实的基础也是这么重要，每个学生要基于自身特点找到最佳的左右手位置，这种位置是经过科学证明的，在多数情况下也是人体的自然姿势。”
再比如才智出众、细心周到的优秀教师。在鲍里斯·库什尼尔看来，老师遇到才华横溢的学生是一场极大的幸事，另一方面，要找到一位称职的老师也是难得的机遇，“千里马遇到伯乐”更是少之又少。
“一位出色的老师必须具备多种素养，比如他本身要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家、心理学家和高明的医生，他要能准确诊断出学生的问题所在，并且提供适当的改进建议。”此外，他强调，“好老师永远不能试图让学生成为第二个自己，他要努力培养学生的个性和独特性。一位优秀的教师应该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音乐家，他对学生和自身从事的职业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热爱，还有最重要而且很难得的一点，他要有出色的教学能力。”
叶聪是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同时是美国印第安纳南湾交响乐团桂冠指挥。他出生于上海，从10岁考入上音附小学钢琴，到后来入读上音指挥系，上音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扮演过浓墨重彩的角色。
此番以咨询委员会理事的身份为母校建言，他从一个真实的故事展开了叙事。
“大家都知道郎朗是谁，在一个比赛当中，我被这个孩子感动了，他当时在国内还没有真正上过音乐学院，想到美国上学校，爸爸托人找我介绍。当时我就给他思考了很多可能性，最后挑中了柯蒂斯音乐学院，因为校长加里·格拉夫曼也是著名的钢琴教授，他能够在钢琴艺术上把朗朗发展上去。除了教钢琴，他还有很多社会资源，可以把他的学生介绍到纽约、伦敦等地。”叶聪就这样把郎朗介绍给了加里·格拉夫曼，不出所料，他后来果然被录取了。
叶聪认为，好的音乐学院要有大师级教授，就像加里·格拉夫曼，母校上音应该设立一种吸引大师级教授的机制，大师级教授不一定能做满12个月，可能还有很多其他限制，机制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容纳他们。光靠外来也不行，学校里的人才也可以把他送出去再请回来，在机制上容许他能够在国际上活动。
“大师级教授的机制对上音的发展非常重要，它能帮助上音吸引到一流的学生，这些一流学生送出去会成为一流音乐家，再回来就成了大师级的教师。”
叶聪接着又举了一个例子。1980年代初在纽约，他在一个朋友聚会上遇到了大提琴家马友友，很多人只知道他琴拉得好，却不知道他在历史、人文、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也不得了，强大的知识后盾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音乐表现力。
“当时他的妈妈跟我说了半天，决定他上哪个大学时反而挑了哈佛大学，因为他们觉得要让马友友有机会接触很多课程。这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本身是音乐学院教育出来的，我也的确看到音乐学院因为学生时间有限，大部分时间都在练琴。我的第二个建议就是，百忙当中一定要让学生学历史、人文、文学等课程，要给那些特别优秀的学生开文化课小灶、准备特别的课程，这对他们将来的艺术起飞一定会起作用。”叶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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