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民国古琴随笔集》初版被纳入“海豚书馆”系列丛书，有些弹琴人觉得此类古琴书无大用。某类书籍有用无用，与艺术品有无用应该是同理。记得有个段子：还是在民国，某君以鬻画为生，一日归来，带了一件小古董，他妻子埋怨说，买了没用的东西。画家答：“若都以有用无用论，我们家又将何以为生呢？”某些弹琴人想必只是要读演奏教程或琴谱之类吧。这些当然必不可少，但操缦之余，也不妨再看看昔日古琴是怎样的生存状态，那些并没“真正地沉浸到古琴的清音雅韵里”的作者又是如何面对遗世独立的古琴的。更何况在众多的中国乐器及其艺术里，唯独古琴生成了一门叫做“琴学”的学问。
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古琴的生存状态和认知程度，读者多少可从这本小小的文集中窥见一斑。在周作人看来，彼时的那件“三千年不曾死灭的乐器”，还“充满了不可解的神秘”，正处于将死而不灭的状态，倾听它时都得“拉长了耳朵听着”，“却听不到什么声响”，乐意却又难以揣摩。确实，古琴弹来声音微弱，以致“人的呼吸也会把它遮住”，也只有真正喜爱者才把这音韵赞美成“那低沉而温和的尾音……就像山谷里的回声一样”。正是由于声音微小成为了聆听这件乐器的首当阻碍，数十年里琴人们想尽了办法，以求突破。较早期的有大同乐会郑觐文的“增幅琴”，之后又引来查阜西、管平湖、吴景略等琴家的“改良琴”，钢丝尼龙弦的出世使“改良”总算有了尽头。所有为古琴做的改良，都是为了要有更洪亮的声音，让听众更能轻松听见。当然，自打有了电子扩音设备，琴的音量就不再是难题了。
古琴声响要洪亮，能让很多人一起欣赏，其实是受了西方音乐做派——演奏会的传染，认为所有乐器都是为了表演、为了听众。可是在中国古代音乐生活里，古琴参与各朝庙堂祭祀一类的“大型文艺汇演”从来都不是主流，也未曾听闻有王公贵胄的厅堂里开“室内音乐会”。既然“琴，禁也”，那么“禁”就是伦理，是审美，怎能让琴大声喧哗？古琴本意并没有想着招一帮人围着它来倾听，只是为了抚琴人自身的修养，或是文人外在的“标配”；琴仅是三五知己神交的媒介，就像古代中国也不会有诗歌朗诵会一样。所以在任何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中，大庭广众的热闹场面是不会有的，却常见孤寂一人携琴访友、松下鸣琴，最多不过求个伯牙子期的心心相印而已。
民国时的知识界人士一面忧心忡忡着古琴的未来命运，一面又好以渐入华夏的西洋音乐与古琴音乐作比较。背负千年无尚圣名的古琴，在一些人听来却是那么的孱弱衰微、晦涩难解，以致为其度身定造的专指字“琴”，非得加上“古”、“七弦”，才能让人知道是什么，不然就成了洋乐器钢琴、小提琴等等的译词组合。人们对这件古老乐器的优劣、去存难免会有疑义与争论，如同陈西滢和李济的两篇文字所言。然而在紧接下来的新世纪，很快就有了要“远离辩论”的读者评语，因为时至今日，那些对古琴音乐的忧虑或辩论几乎荡然无存，它早已成了国粹，成了无可匹敌的中华音乐“神器”，成了人类世界的遗产。
“古琴与女性”是今夏增订本《民国古琴随笔集》编者给出的一个“新”关注点。虽说“四艺”之首的琴，是旧时文人的必修课，可知识女性与古琴确少有关联，对琴学更无多大影响，大概除了汉时大名鼎鼎的卓文君和蔡文姬两位才女吧。虽说人们再不把弹琴作为“齐淫僻，去邪欲，反天真”的手段，更不是“施行礼教的工具”，但在感叹“国人遇事都讲究欧化……处处都去研究西洋的乐器，把原有的国乐，丢着不讲”的年代，仍要竭力规劝闺秀名媛们“最好去研究音乐，更好是学弹古琴。”时至今日，在琴馆里、雅集上，妇女的身影远多于男士。是妇女不再以弹琴“作消遣的法子”，还是社交的手段？是显示高雅的姿态，抑或是身心的需求？当人们再也不必担忧古琴的将来命运时，当面对如今的热潮与盛况时，我倒是想让它再安静些，少些喧闹，回归原本的、属于个人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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