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成虎介绍圆形中阮。
郑汝中绘制的敦煌壁画乐器手稿。
89岁的郑汝中是最早开展敦煌壁画乐器仿制工作的学者。因为年轻时的一次旅行，敦煌乐器成了郑汝中的执念和终生都在破译的“学术密码”。
2018年再次仿制成功的敦煌壁画乐器。
由郑汝中等人研究设计的第一批敦煌壁画仿制乐器，1992年通过专家鉴定，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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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赞叹过敦煌的色彩、迷恋过敦煌的形象、抚爱过敦煌的典籍，却没有聆听过敦煌的声音。不，不是风吹鸣沙，而是壁画乐器在跳动”——这是敦煌壁画仿制乐器音乐会的开场白。
85后“海归”马成虎未曾想到，在这个年轻人更青睐潮、酷的时代，有人也热衷于“考古”，并在B站上传了这场29年前举办的音乐会的影像资料。分辨率最高只有360P的视频中，整个舞台是金色调的，背景板上画着一尊大佛。伴随敦煌乐声，款款走出的女舞者手捧花盘，衣裙飘曳，音乐家们也全都身着古装进行演奏。现场一如敦煌壁画所描绘的场景。
马成虎现任甘肃丝绸之路文化创意工场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和团队的年轻人也曾带着最新一批的壁画仿制乐器多次“还原”过类似的画面——严肃如敦煌文博会、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诙谐如抖音上披着土味围巾的“摆拍组合”。有网友留言，“不怕沙雕多，就怕沙雕凑一窝”，但紧接其后的就是“看到你们的第一秒，我就想到了敦煌。”
敦煌石窟中，240个洞窟有音乐内容，包括3250余身乐伎、490组乐队、44种4549件乐器。89岁的郑汝中是最早开展敦煌壁画乐器仿制工作的学者。
1980年暑期，在安徽师范大学从事音乐艺术教学工作的他到敦煌旅游，“感觉敦煌像我梦里的东西”。如同“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偶然看到《敦煌石窟图录》，放下在法国的无限风光和优质生活，在战火纷飞中来到敦煌。因为那一次旅行，敦煌乐器也成了郑汝中的执念和终生都在破译的“学术密码”。
返校后，郑汝中给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段文杰写了一封信（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记者注）。段文杰热情回复，欢迎他到敦煌从事研究工作。
郑汝中任教的高校许诺要给他提教授，郑汝中婉言拒绝，“我不是要当教授，去敦煌是因为兴趣。”1986年，郑汝中和夫人台建群来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敦煌。自此，风卷黄沙，不再是莫高窟的全部声音。
他还托美术专业的学生刻下一枚“中国敦煌郑氏汝中书”的押脚章，直到今天，也常常自称为“敦煌老头”。
初到沙漠腹地，郑汝中伉俪既要克服常年干燥、严冬酷暑的生存环境，还要从头开启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图像音乐学。
“慢慢来吧！”段文杰和其他同事宽慰着没有敦煌学知识基础的郑汝中。郑汝中却无法让自己慢下来。492个洞窟，看一遍至少要3个月的时间，郑汝中连着看了3遍。他身材偏胖，腿脚有些不灵便，可还是像个小伙子一样爬高上低，绘图拍照，有时累了，就干脆睡在洞窟或资料室里……研究院的老先生们感念其诚，纷纷伸出援手，郑汝中进步飞速。
1987年，日本泰斗级敦煌研究专家藤枝晃来中国参加敦煌学国际会议，听了郑汝中的《敦煌壁画乐器研究》报告。藤枝晃称赞：“只有真正在莫高窟做研究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这是既是对郑汝中的肯定，也是对研究者们扎根大漠刻苦钻研的“莫高精神”的褒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郑汝中与担任过甘肃省歌剧团（现甘肃省歌剧院）副团长的庄壮主持了“敦煌乐器仿制研究”项目。在甘肃省文化厅、省科委、敦煌研究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项目组共遴选、总结出34种54件具有代表性的乐器进行仿制。
敦煌研究院经费不足，郑汝中便专门向国家科委申请科研项目经费2万元。项目人手紧张，他孤身一人去北京，白天泡在乐器厂的车间里，指导工人做乐器，晚上回到租住的地下室，反思制作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2018年，马成虎团队参与新一轮仿制工作。甘肃省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投资400万元，项目还获得了甘肃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200万元。近10名小伙伴组成团队，承担起“桥梁纽带”工作——将潜心研究的专家和能把乐器做出来的好匠人对接起来，让敦煌乐舞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物，并与市场结合延伸开发。
来自敦煌研究院丰厚的学术成果是此次仿制的基础，比如乐器表面的彩绘，必须跟其所在的洞窟里边的图案相呼应，出现在西夏榆林窟壁画中的乐器，绝不能画上唐代的图像。
“所有壁画仿制乐器都必须在符合历史的基础上复原或创新。”在敦煌研究院多位专家高标准要求下，仿制工作被细分为搜集资料、论证、制图、线描、彩绘、选材、制作、雕刻、漆光、装配、调律等15道工序。
“仿制要考虑乐器外形、音色、制作成本、运输条件……”马成虎说，各种困难依旧是“一山放过一山拦”。此外，还要考虑乐器完工后的转换问题。争取让项目成果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被推出，并能够与市场结合，产生相应的价值。
仿照壁画制作乐器，既不知悉各个部位的具体尺寸，也看不到它的内部结构，更听不到它们原有的音响效果。早在90年代第一批复原乐器面世之际，著名琵琶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林石城就断言：“制作此种乐器确实难度很大。”
时至今日，从二维壁画蜕变为三维乐器的“空间转换”，从艺术化甚至夸张化的表达转换为符合现代发声要求和原理的“虚实转换”，依旧是横亘在专家团队面前的一道难题。马成虎心里的底气，是现阶段对敦煌乐舞的研究要比90年代更多、更深入。
1982年，音乐家席臻贯作为《丝路花雨》剧组成员赴法国演出，在巴黎国立图书馆见到编号“P3808”的一份卷子。卷子上写满奇奇怪怪的符号，有学者认为这是乐谱，但谱字难识，堪比“天书”。
随后10年间，席臻贯以此为事业，终于出版《敦煌古乐——敦煌乐谱新译》一书，让“千年绝响，一朝重声”。1993年，在身患膀胱癌刚做完手术的情况下，他又拖着病重的身躯，完成了棒型琵琶、梅花琵琶、玉琵琶与玉埙等几件仿唐珍稀乐器。
郑汝中的同事庄壮同样执着于壁画乐器仿制，2011年他将约40件仿制乐器带进首届中国民族新年音乐会。2012年末，他又受中央民族乐团委托，前往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求管索弦”。2013年，庄壮准备再次去北京和演奏家排练之际，因病猝然离世。
郑汝中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第一批仿制乐器完成后，由一位敦煌研究院保护所的同事出资，他制作了第二批乐器。2001年，从敦煌研究院离休7年后，他又用自己的积蓄，找相熟的工匠制作了用于学术研究的第三批仿制乐器。
相应地，学术界与“敦煌石窟乐舞研究”相关的论文越来越多，仅郑汝中就先后出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甘肃卷）》《佛国的天籁之音》等20余本著作。
对于年轻的马成虎来说，承接了敦煌乐器复原的项目，就像“又读了一次研究生一样”，要学专业知识，更要学“莫高精神”、“工匠精神”。“需要沉下心来，像敦煌研究院的老师们扎根四五十年做好一件事的精神一样，慢工出细活，可能不用去追求当时的效益。”
项目伊始，郑汝中对这群毛头小子持怀疑态度，一度担心自己的研究成果被过度商业化。但在一次次沟通中，双方有了更多了解。
如今，市场上的乐器制作分工更加精细、自动化程度很高，工厂大多有现成的模具、材料，批量生产，因而很少有人愿意承接仿制壁画乐器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马成虎和团队走遍了上海、苏州、扬州、北京、河南、河北等地，先后拜访了30余位民族乐器的制作工匠。
和其他工匠一样，扬州琴筝研制专家田步高最初也是拒绝的。一次游说中，马成虎提到郑汝中复原壁画乐器的种种渊源。不料，田步高拿出了几封泛黄的信件。原来30多年前，郑汝中就与他通信，希望他将壁画中的乐器做成实物。
奇妙的缘分最终让田步高接下这份富有挑战的工作——制作第220号石窟壁画中最为“打眼”的花边阮。
既然让自己的作品打上敦煌的“烙印”，那就半点都轻慢不得。田步高推掉了手头的工作，一心一意钻研起壁画乐器。
花边阮的花边是一片一片的，里面还要进行打挖，不能用冲制机，全靠人工慢慢打磨。“外面要弧形，里面也弧形，还要嵌边、嵌面，费了很多人工，花了很多精力，也浪费了不少材料。”田步高说。
壁画里的花边阮棱角过多，违背了乐器盘圆柄直才能让声音圆润地流动起来的声学原理。针对这一缺陷，田步高与郑汝中反复试验，最终决定增大共鸣箱与琴身的比例，延长琴弦的长度，克服花边阮的“先天不足”。
类似的挑战有很多。制鼓匠人张维明记得做鼓时，因为材料不符废掉一批，因为外形与史料有偏差无法交差，还因为尺寸比例不利于人胳膊的活动被驳回，“它并不是传统的工业化产品那么简单。”交工时，工匠们很高兴。从河北往甘肃运送乐器时，张维明特意带去了10箱家乡酒庆祝。
1992年，被誉为“敦煌的女儿”的樊锦诗在《敦煌研究》杂志上撰文，表示此次制作的乐器形态和纹饰，能真实地表现敦煌壁画乐器的特征，并能按照一定音律使其有实际音响。
在北京举办的科研成果鉴定会上。专家认定，这批在现代音乐原理、制作技术和审美眼光基础上制作的乐器，具有恢复、传承、创新和发展中国民族乐器的性质。经由吕骥、阴法鲁等专家鉴定签名，该项目被明确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全面的一次乐器改革，并在1992年获得文化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8年最新一次的仿制，一共完成弹拨、吹奏、打击、拉弦4大类97种245件乐器，相较于1992年完成的15种22件打击乐器，7种12件吹奏乐器，11种 19 件弹拨乐器，1种1件拉弦乐器，数量更多、质量更高。
在1992年敦煌壁画仿制乐器音乐会中承担琵琶演奏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章红艳回忆，第一批仿制乐器“是有那个形状”，但声音“真的是不好听”。重新仿制的乐器让她满意了不少，“它的声响符合现代人审美，它会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追寻。”
“不好听”是郑汝中在第一次仿制时颇感遗憾的事——由于经费原因，该批乐器只能使用做家具用的白木。而在最新一次的仿制中，木头大都变成了木性稳定的黄花梨。
更多现代声学原理也被应运于仿制壁画乐器中，以取材于莫高窟第285窟、第329窟等洞窟中的雷公鼓为例，壁画中12件色彩鲜艳的鼓环绕一周，雷公奋袖出臂、左右回旋——这是画工较为写意的艺术表达。
但郑汝中不仅想要还原图像，还想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他参照现今流行的排鼓设计了一种可放置在大圆环上、大小不同的14面鼓，每个鼓的皮膜上置以金属压圈，并采取倾斜侧放的造型，可以定出音调、击出旋律，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民族定音排鼓。
在2018年仿制的乐器中，有一件无声的乐器——弯琴。
相关资料记载，弯琴出现在莫高窟161号洞窟的壁画上，形似一个弯形的琵琶，却只有一根弦，也无法将弦按到品柱上，不符合发声原理。
日本音乐史学家林谦三在其所著的《东亚乐器考》中做出猜测，认为这件乐器只在宫廷礼乐中使用了一个时期，未能普及民间就消失了。于是，绘制161号洞窟壁画的晚唐画家对此加以想象，创作了这一件乐器。
马成虎说，即使无法奏响，弯琴也能拉近礼乐和谐的现实世界与仙乐飘飘的佛国世界之间的距离。仿制团队决定还原这份浪漫。
最新一批仿制乐器的外形也更加美观。来自敦煌研究院的画师们在乐器上精心绘制了乐器出处的壁画图案，使其在奏出美妙音乐的同时，成为可供观赏的艺术品。
后期，马成虎团队以仿制乐器为原型开发了相框摆件、U盘套装等产品，因其造型别致，备受消费者喜爱，并获得2020甘肃省旅游商品大赛金奖。
2018年9月25日，仿制壁画乐器“亮相”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引发各界关注。2019年，这批乐器远渡重洋，参加在奥地利维也纳市政府庆典大厅举办的中国新年音乐会，负责走秀的模特大都是深目高鼻的外国友人，美妙的敦煌古乐如倾如诉，和中国传统服饰秀相得益彰，共同还原出一幅天女散花、妙音天降的场景。
千年前，节拍鲜明奔腾欢快的胡旋舞从西域流入中原。如今，“中国文化热”在世界各地不断升温，一场场文化活动再现当年丝绸之路经贸通商和文化交流的盛世，也让“敦煌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敦煌”的愿景逐渐成为现实。
在几任敦煌研究院领军人物的推动下，敦煌乐舞以当代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屡屡出现。
2018年夏，敦煌研究院、腾讯、QQ音乐合作举办的敦煌古曲主题创新大赛，鼓励参赛者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下，结合敦煌文献中反映敦煌风物的诗歌或古谱，进行词曲创作。
同年9月，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敦煌“古乐重声”音乐会举办，超过1000万网友在线观看直播。其中，歌曲《不鼓自鸣》灵感取自莫高窟第321窟北壁所绘《阿弥陀经变》中的不鼓自鸣乐器图像；歌曲《西遇》则以张骞出使西域为背景。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晓峰则会通过一些讲座、展览、电视节目、直播的方式，将敦煌乐舞知识带到公众面前。“希望呈现的是百花齐放的模样”，他说只有更多人了解敦煌，才有传播、研究的基础。
在仿制敦煌壁画乐器的同期，马成虎还筹备过俄罗斯画家画敦煌、意大利雕塑家塑敦煌等活动，希望寻找东方文化的世界表达。当前，马成虎还计划筹备一个12人编制的乐队，将仿制的敦煌壁画乐器带到更多展览、演艺及其他商业活动中，从市场角度“反弹琵琶”，实现文化传播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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