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1月的清迈,不仅是泰北最著名天灯节的燃放地,也是吉纳斯特拉国际音乐节的举办地,吸引着数千古典音乐爱好者前来探访究竟。
今年,吉纳斯特拉国际音乐节迎来了第一支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成为音乐节的最大亮点,这也是上海民族乐团首次以整编制乐团的形式到访泰国。
11月17日-23日,为期一周的时间里,上海民族乐团不仅用一场《海上生民乐》为泰北观众带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精髓,还走进西北大学和当地师生交流,几天后还将和清迈交响乐团同台,为音乐节闭幕。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出海报遍布清迈城,劲吹起“中国风”。
清迈城内遍布上海民族乐团的海报
吉纳斯特拉国际音乐节是由日本钢琴家濑田敦子、清迈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柴普鲁克·梅卡拉共同策划的。
2016年,吉纳斯特拉国际音乐节举办了第一届,之所以以阿根廷作曲家吉纳斯特拉命名,是因为2016年恰逢作曲家百年诞辰,他又是音乐节主席濑田敦子最爱的作曲家。于是,吉纳斯特拉漂洋过海,每年11月天灯节之后,总会以音乐节之名照亮清迈。
4年来,吉纳斯特拉国际音乐节一直以演绎西方古典音乐为主,今年之所以会请上海民族乐团,柴普鲁克·梅卡拉解释,“我们希望突破西方古典音乐的范畴,引入中国传统民乐的内容,加强中泰两地的音乐和文化交流。”
11月19日晚,在吉纳斯特拉国际音乐节的主办地——噶德剧场,上海民族乐团以70余人的阵容登台,在1400多位观众面前献演了《海上生民乐》。
音乐会上半场,笙重奏与打击乐作品《和鸣》开篇,笙管齐鸣,营造出古朴意境。随后的器乐组合与乐队作品《江南》,以竹笛、琵琶和二胡,勾勒出清丽的江南印象。二胡与乐队作品《梁祝》、琵琶、京胡、鼓与乐队作品《别姬》分别描绘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霸王与虞姬的爱恨别离。唢呐与乐队作品《凤舞》则以当代曲风展现唢呐的多元魅力,将上半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音乐会下半场,乐团接连带来了《丝绸之路》《风与鸟的密语》《家园》三部风格各异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在观众连绵不断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乐团返场,接连安可了民乐组合《蜂飞》《花好月圆》,并用民乐的形式改编演绎了吉纳斯特拉的《马兰波》、泰国名曲《Love in spring》。
《凤舞》
现场每一首曲子都给观众带来了深浅不一的触动和感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两首与鸟有关的曲子——《风与鸟的密语》和《凤舞》。
在《风与鸟的密语》里,作曲家谭盾采用现代作曲手法,用笙、琵琶、鸟笛等乐器模拟了鸟鸣。演出过程中,一直习惯了用乐器“说话”的演奏家们不仅开了口吟唱,打起了响指,还在一派茫茫的夜色中打开手机播放起了鸟鸣音频,台上星光灿烂,台下观众也忍不住掏出手机,纷纷点亮屏幕和演奏家们互动。严肃音乐会里“手机静音”的传统完全被打破了。
民间吹打乐合奏曲《百鸟朝凤》是中国民族器乐十大名曲之一,以热闹欢快的曲调,描摹了百鸟和鸣之声。《凤舞》改编自《百鸟朝凤》,它在开篇保留了唢呐模仿鸟鸣的绝色片段,同时大胆创新,发展了唢呐作为一件乐器的“音乐性”,加入了一大段抒情的旋律,最后又走出了摇滚风格,让人看到唢呐和摇滚混搭的惊人魅力。
演出中途,一直“隐身”在乐团最后一排的胡晨韵走到了台前,自从他现身,观众的眼睛就没离开过他手里活蹦乱跳的唢呐,一段持续了数十秒的“循环呼吸”,更是让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
“循环呼吸没有底,你同时用嘴巴呼气、鼻子吸气,掌握好了技巧,理论上来说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我一般都是看观众掌声、看现场气氛,决定循环呼吸持续多久。”胡晨韵笑说。
不管在什么场合里响起,《凤舞》都是乐团迅速调动观众情绪、点燃观众热血的“神器”。之所以这么受欢迎,胡晨韵认为,“它的律动、它的节奏,可以让年轻人兴奋起来,而且它又有好听的旋律,可以让习惯了经典民乐的人有共鸣。”
其实不只是《凤舞》,《海上生民乐》里的很多作品都取材于传统经典,但同时又经过了重新创编,力求符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年轻人会觉得这些作品是与时俱进的,和他们没有脱节,没有距离。在传承老祖宗的东西时,我觉得方式可以变一下,民乐是在不断发展的,是和现代社会契合的,可以是属于年轻人的音乐文化。”胡晨韵说。
《梁祝》
演出当晚坐着不少盛装出席的泰北观众,在现场,澎湃新闻记者偶遇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没曾想他在清迈西北大学任职36年,最近才刚刚从校长之位上退下来。
在这位校长的印象里,民间音乐艺人多是单打独斗演出的,上海民族乐团采用西方交响乐团的模式,让中国民乐器组团来演中国民乐,让他倍感新奇,“演奏家们和观众的互动也很自然,观众会感觉自己身在其中,成为主动的一部分,而不是被动接受。我感觉自己像是飞进了乐团里听音乐会。”听完这场音乐会,老校长表示,他很想去上海看一看。
清迈以旅游闻名,是欧美游客最青睐的放松地,于是在现场,也能见到为数不少的西方面孔,每一首曲子结束,总有人忍不住大喊一句“Brovo”。
来自挪威的泰尔杰·米盖尔森便是台下的西方面孔之一。他的身份更有意思,他是一位指挥家,曾以常任指挥的方式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三年,人称“挪威大胡子”。在上海工作期间,泰尔杰·米盖尔森还参加过一个民乐比赛,和6位作曲家、6位演奏家共事,见识过中国民乐器的丰富音色、高超技巧。
为了这场音乐会,正在曼谷旅游的泰尔杰·米盖尔森特地赶到了清迈,“我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所以我能辨别《海上生民乐》里用到的一些民间音乐素材,这些素材对观众来说是熟悉的,很容易引起共鸣。欧洲人对五声音阶不熟悉,上海民族乐团能把中国民乐带到世界各地,这件事本身就非常有意义。”他说。
既有中国民族音乐的魂,又有当代气质和当代表达,《海上生民乐》用国际通用的密码,连接起了不同国家观众的审美和共鸣。
《蜂飞》
对泰北观众的热情,上海民族乐团驻团指挥家姚申申并不陌生,前不久在俄罗斯,他差点也被俄罗斯观众的热情淹没了。
一周时间里,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喀山三地,上海民族乐团连续献演了三场《海上生民乐》,“俄罗斯观众完全没有隔阂,他们非常热烈、非常奔放,几乎每首曲子结束都要站起来鼓掌,独奏家谢幕一次根本不够,会被不断请出来。”
“观众是抱着好奇心来看演出的,能让他们这样热烈鼓掌,我想是我们的音乐确实打动了它们。观众的掌声和笑容是不是发自内心,我们在台上都能切身感受到。”姚申申笑说,观众的肯定是对指挥家和演奏家的最大鼓励,如果观众的反应偏冷静或含蓄,演奏家们的积极性和表现力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在圣彼得堡,姚申申最大的感受是湿冷,到了喀山,天气更糟糕,低到了零下四五摄氏度,呵气成冰。在俄罗斯的一周里,乐团连续两次凌晨4点起来赶飞机,结束了俄罗斯之行,乐团直飞上海浦东机场,在机场等了4个小时后,一大队人马又跟着姚申申坐了4个多小时的飞机,无缝链接到了32摄氏度的清迈。
“精神上适应了,但肉体跟不上。”如此紧张的行程安排,温差如此大的跨国演出,姚申申毫不意外地感冒了,嗓子也在排练中喊哑了。
从圣彼得堡、莫斯科、喀山到清迈,虽然地域不同、文化相异,但当地观众给予《海上生民乐》的热情反馈是相似的,乐团也因此观察和摸索出了一套演出经验,“这套作品是经过了反复推敲的,在排序上也经过了反复考量,它们在表现中国民乐的意境上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是随机的。”
“《和鸣》讲历史,《江南》表现地域色彩,《梁祝》《别姬》转而写人文和爱情,《凤舞》用摇滚对传统进行了创新,上半场的布局是由静到动。下半场是大乐队作品,《丝绸之路》充满了西域色彩,《风与鸟的密语》与科技接轨,《家园》表现了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的主题……整场音乐会的风格非常多样,表现形式非常丰富,观众各取所需,各有所爱。”
“揣摩观众的欣赏心理非常重要。”同时,姚申申认为,中国民乐走出去完全没问题,一方面选曲和编排要有特色,另一方面音乐要真的好,“观众是非常直接的,如果你的音乐能打动他们,他们就会给你最热烈的掌声。”
《水灯节》
音乐节演出第二天,11月20日,上海民族乐团的4位演奏家——罗苑苑(二胡)、陈昀颖(竹笛)、李胜男(琵琶)、沙漠(中阮)马不停蹄,奔赴了泰国第一所私立大学——西北大学交流演出。
四位演奏家先是合奏了一曲《春江花月夜》,紧接着各自拿出看家本领,分别献演了竹笛独奏《鹧鸪飞》、琵琶独奏《彝族舞曲》、二胡独奏《空山鸟语》、中阮独奏《丝路驼铃》,不管是描绘风景还是模仿鸟鸣,莫不惟妙惟肖,台下师生亦对每件乐器的材质、做工、技法,以及演奏家个人的出道经历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交流终章,4位演奏家和5位泰国演奏家(2个板胡以及 3个类似中阮的乐器)合作了一曲欢乐的《水灯节》,引来一片会心的笑声,他们有的是民间音乐家,也有西北大学音乐学院的老师。
“这是泰国很有名的一首歌曲,她们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就学会了,和我们磨合得也非常好。”和中国演奏家交流下来,西北大学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观察,“中国民乐器发展非常快,特别是演奏方法和技巧方面,有一些偏西方了,比泰国进步很多。”
“我们现在是根据西方十二平均律来演奏,他们的乐器民族特性更强。合作《水灯节》时,我们的主旋律明显一点,音量也更大,他们的音量稍微小一点,但他们的声音有金属质感,丰富了音色,增加了民族音乐的特性。”二胡演奏家罗苑苑认为,双方在交流后对对方的乐器都有了进一步了解,也许对这些乐器将来的发展会有帮助。
西北大学师生和上海民族乐团演奏家合影
11月23日,上海民族乐团低音声部的演奏家还将和清迈交响乐团合作,为吉纳斯特拉国际音乐节闭幕。与此同时,上海民族乐团派出了一支小分队奔赴曼谷,11月22日、23日会分别在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曼谷甘拉雅尼音乐学院上演《海上生民乐》。
因为上海民族乐团开了个好头,柴普鲁克·梅卡拉表示,未来会邀请更多中国乐团参加吉纳斯特拉国际音乐节,不管是民族乐团还是交响乐团。
“一个民族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民族音乐是最好的一种表达方式。”《海上生民乐》是上海民族乐团最有号召力、巡演率最高的的原创品牌之一。在国外巡演《海上生民乐》时,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观察,很多观众听完音乐会,第一个冲动就是“我要去上海,我要去中国”。
“音乐文化外交达到的效果有时候更有力量,他们能感受到中国的民族音乐家也是很时尚、很有温度、很有热情的,音乐家都这么有想象力,他们觉得,中国这个国家、上海这座城市一定也充满了活力。”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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