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圣婴：被遗忘在历史尘埃里的钢琴诗人

    非正常死亡

    从上世纪50年代起，顾圣婴一直按照组织的要求学习进步：1954年加入共青团，当年就被团市委表彰为先进青年，后又当选为市文化局团委委员、局优秀团员、三八红旗手，并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她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热心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在上海愚园路，互为近邻的傅家和顾家是通家之好，傅雷为顾圣婴补习文学，还给她介绍过钢琴老师。1966年9月2日的夜晚，傅雷夫妇先后在家自尽。翻译大师之死，无疑给了顾圣婴和家人自我了断的暗示。

    文革初年的上海，音乐界是遭受迫害的重灾区。上海交响乐团的文革受难者，除了顾圣婴，还有指挥陆洪恩，他在文革初年因“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被捕，1968年4月28日被判处死刑枪毙。这是“文革”中在上海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知识分子。乐团的中提琴家周杏蓉也受到迫害，在1968年秋天自杀身亡。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有十七个“非正常死亡”：以死抗争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杨嘉仁和妻子程卓如（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夫妻二人被批斗后，先是吞服了安眠药然后开煤气自杀，钢琴系主任李翠贞1966年开煤气自杀，音乐理论家沈知白1968年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1968年跳楼自杀……当这些教授们被“斗争”时，不但遭到红卫兵的殴打，而且被强迫和其他被“斗争”的教员互相殴打。红卫兵命令“牛鬼蛇神”们站成两排，打对面的人的耳光。如果不打或者敷衍了事，就会被红卫兵加重处罚。如此的白色恐怖，在上海的“一月风暴”中也是令人发指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来沪串联后感叹地说，我们学院怎么一个自杀的都没有呢。

    阶级斗争的火焰终于烧向了顾圣婴。1967年1月的最后一天，又是一场批斗会，顾圣婴被拉到台上，被定性为白专典型、里通外国的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的子女……一顶顶大帽子飞向顾圣婴，造反派们让她回去，准备第二天接受专场批判。

    1967年2月1日凌晨3点左右，一辆救护车朝愚园路749弄中心医院呼啸而来。担架抬下来两女一男，已经没有了气息。医生匆匆写好死亡鉴定，旋即担架被推到太平间。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尸体烧掉后，没有亲属保留下骨灰，风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谁敢来收尸呢。关于一家三口临死之前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成为永远的谜。那一年，才华横溢的顾圣婴不足30岁。

    那个时代，各级部门的负责人对自杀现象毫无人道关怀，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但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反而会给他们加上“畏罪自杀”的名义，让他们罪加一等。巴金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

    私密的温暖

    阿伦特曾说过，“当人们被剥夺了公共空间时，他们就（可以）撤离到思想的自由中。”但当时当地的中国，公共空间占领了个人空间的最后一块领地，没有隐私，没有喘息，没有一丝一毫的后退可能。顾圣婴只是个钢琴演奏家，和许多艺术家一样，他（她）们思想单纯，懦弱善良，即便是被人陷于不义，也力图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一心希望得到组织的帮助和承认，力图跟上所谓时代的步伐。如若无所支撑，这些没有“自己的”思想空间可以退守的人，这些纤弱优美的灵魂比暴风雨中的枯叶更摇摇欲坠。

    父亲，那个从小循循善诱教导她的慈父，在女儿最需要的时候却身陷囹圄，因潘汉年案获罪，羁押于青海服刑，远在天边。家庭里母亲没有工作，弟弟辍学待业，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落在了年轻的顾圣婴肩头。

    在顾圣婴留下的不多文字中，话题大都围绕着钢琴和与之相关的人和事，连出国比赛期间写回国内的信件里，对母亲和弟弟也只字未提。有知情者回忆说，坚忍的顾圣婴有时候也免不了唠叨几句家里的琐碎，家庭的温暖自父亲坐了监牢以后就消失了。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家庭成了她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

    暴风雨来临之际，师友们也都自顾不暇，所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些曾经给顾圣婴关心鼓励爱护的人一时间都作鸟兽散。接下来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批斗会上的口号，口水，污蔑，攻击，以及人身侮辱，最后是自我了断。

    难道残酷的现实面前真的没有一丝光亮了吗？阿伦特说过：“人们在这些黑暗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的温暖中寻求光明与启明的替代品。”阿伦特所说的“私密的温暖”其实无时不刻地存在着。

    据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一个老教授回忆说，当年他被打成反动分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威望尽失颜面扫地。当所有的人见了他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一次在学院门口，一个看门的教工给了他一个平静的微笑。也许这种微笑过去曾经有过，只不过他没有注意到而已。但危难之时，就是那样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微笑，使他在绝望无助的日子里有了支撑的力量，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自杀之前的顾圣婴也被这“私密的温暖”的热度滚过。当年和顾圣婴交情甚笃的殷承宗回忆说，1967年初，顾圣婴返回上海前一日，俩人在殷承宗的住处促膝长谈整整一天。谈到创作，谈到《南方来信》等当时流行的一些文学作品和音乐创作的关系。

    “记得那天特别冷，零下20度，我们在厨房里开煤气取暖，但我们谈得很热烈，并且充满信心。她离去时，我把全套下乡用的棉衣棉裤都让她穿戴走了。”

    殷承宗不但不怕担嫌疑惹祸上身，除了物质上的温暖，还给了顾圣婴以精神上的砥砺。很快，殷承宗用钢琴创作了“红色经典——《钢琴伴唱红灯记》”，成了文革时期的红人，那是另一个话题。

    回到上海以后，如果有更多如此这般“私密的温暖”：一个眼神，一个笑靥，一次握手，一次交谈，说不定会给悬崖边的顾圣婴一个回转的空间。

    事实上，历史也见证了私密的温暖的缺失，记录了远害避祸的场面。同样是最后一面，这滋味却更显得酸楚。

    顾圣婴自杀前的一天下午，她的一个钢琴老师远远地和她走了个对面，看到顾圣婴心事重重，步履沉重，缓缓走来，本想上前打个招呼，但因想到自己同样被动的处境，踌躇了好一会儿终没有上前搭话。第二天上午传来顾圣婴弃世的噩耗时，这位老师痛惜无比，后悔莫及。很多年后，只要一提起此事他都悔恨不已。

    顾圣婴弟弟顾握奇的一个同学后来回忆道，“依稀记得动乱初的一个初冬的黄昏，我去亲戚家借债购粮，路过淮海路国泰影院，蓦地与顾迎面碰上。见她头发零乱，脸色惨白。双方不敢多言，寒暄几句即分手。谁知这是我和她生前最后一晤。”我们无苛责他人的权力，更无意怪罪谁。那样一个危情时刻，谁也没有挽狂澜于即倒的超拔的能力。只是叹息在极端黑暗面前，为什么亮起一点“私密的温暖”如此之艰难，为什么温暖失去了本应有的力量？

    逝者如斯

    1967年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学院的权威们一个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高个子的钢琴家刘诗昆在武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从他人处隐约听到顾圣婴的死讯。仅有的一些浮光掠影般的交集尽是些传说：有人说她被剃了阴阳头，还有其他很过分的人格侮辱。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那里也许不一定酿成悲剧，但顾圣婴不行，她是染不得一点纤尘的。

    离开愚园路顾家几个街口，便是上海交响乐团。还是那个三层小楼，枝叶婆娑的梧桐密密匝匝地挡住了历史的视线：无法分辨顾圣婴是在哪个房间里被批斗的。难以想象所谓高雅的管弦键盘之声如何被口号声叫骂声打耳光声所替代。笔者上前打听顾圣婴的有关事宜，得到的是茫然的眼神和事不关己的敷衍。7月2日是顾圣婴的生日，在这个日子里，除了牵挂者的孤独寻访，还有谁会委托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打听了解顾圣婴的蛛丝马迹？失望的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1979年，得到平反的顾高地从顾圣婴的老师李嘉禄教授口中听说了自己女儿第一次举行独奏音乐会的情景。他用颤抖不止的手，一个劲地抚摸着女儿的骨灰盒，良久，只说了一句：“圣婴，我的好女儿……”而当年顾高地被从家里突然抓走的时候，顾圣婴也只说了一句，“我爱祖国……更爱爸爸！”

    顾高地为空空的骨灰盒操办了追悼会，为女儿布置纪念堂，在朋友的介绍下顾高地找到著名的画家俞云阶，求其为女儿作画。当看着这幅名为《此时无声》的画悬挂在画展厅堂的中央时，顾高地双泪成行。他希望女儿顾圣婴能一直活下去，不仅在他的心里，还有更多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