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东：民族音乐要传承，更要创新

　　《爱我中华》、《亚洲雄风》、《辣妹子》……著名作曲家徐沛东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歌曲从我国各民族音乐中汲取养分，从而极具中华民族气派，为各族人民所喜爱、传唱。对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徐沛东有着独到的理解。前不久，他应邀参加了贵州凯里国际芦笙节，话题就从贵州的音乐说起——

　　贵州有很单纯的音乐

　　记者：前不久您去贵州参加了凯里国际芦笙节，感觉怎样？

　　徐沛东：这次到了黔东南后，我回来逢人就说：有机会要到黔东南、到凯里去转转，真是好地方啊。在这种未被开发的地方，人本身是一种休养生息的状态，而听到的音乐是最原始、最单纯的，这给人的冲击很大，叫“天籁”不为过。所以，以后有机会我可能会带音乐家协会的会员去采风。

　　记者：您以前创作过与贵州有关的歌曲吗？

　　徐沛东：我曾写过一首《黄果树瀑布》，这首歌在我的歌里是比较有哲理意义的，算是上乘之作，歌词说：“人从高处跌落，往往气断神伤；水从高处跌落，偏偏神采飞扬”，写出了人和水的关系。这首歌是宋祖英唱的，可惜那时候没有好好地推它，有点遗憾。

　　在贵州时间最长的一次是2003年采风，走红军长征路，从遵义出发，走了20多天，一直走到四川。那次采风得到广大音乐家的积极响应，而且写了不少作品，留下一首集体创作的《赤水情》，贵州人都爱唱。所以，我对贵州是有感情的。

　　“原生态唱法”提法不确切　侗族大歌需适应时代发展

　　记者：中央电视台青歌赛推出原生态唱法后，侗族大歌走入人们的视野并引起关注。但是听得多了，好像感觉都是一个样，缺少变化。对此您怎么看？

　　徐沛东：“原生态唱法”是最近这几年提出来的，到底是不是确切，我个人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叫“民族民间唱法”更好，它保留了中国民族民间原汁原味的发声、状态，和现在的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不同。我觉得“原生态”的说法别扭，因为它是艺术，不是原始的，而是包含了世世代代艺术家的创造。所以，有机会应该把这种叫法给纠正过来。

　　侗族大歌刚出来时，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因为它既是最古老的，又给人感觉是最新鲜的，所以大家听了很痛快，可是老要把它搬来搬去，就旧了。像侗族大歌这样的民族民间音乐，要创新确实比较难，因为怕稍微一变就走了味儿，所以怎么把它传承好，既有原汁原味的感觉，又能根据时代需求，让一代代人都去接受它、喜欢它，这是值得思考的。

　　记者：今年春节晚会上，宋祖英演唱《天蓝蓝》时，您加入了侗族大歌作为背景，这算是一种创新吗？

　　徐沛东：对。《天蓝蓝》这首歌，是我应云南文山州邀请而创作的，文山是壮族聚居区，所以《天蓝蓝》的调是壮族风格的，但是我用的是侗族姑娘在伴唱，把侗族的某些音乐元素糅进去了，这种杂交或者说是革新，大家看着就很新鲜，一方面它是传统的，另一方面又是有时代感的，因此对这个节目评价还不错。所以，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创新意识，形式上、结构上、传播方式上，都可以创新。侗族大歌也不能一成不变。

　　民族音乐的发展应建立在传承基础上

　　记者：对于民族民间艺术，现在各地都在谈抢救、保护、传承，您刚才谈到了创新问题。您认为这几者有什么关系？

　　徐沛东：其实，我特别不爱听“抢救”这个词，该去的就得去，政府救是救不了的。你要让它不去，只能是很好地去发展它。就拿京剧来说，到现在200多年了，在发展过程中是不断改变完善的。为什么当年有样板戏？那是毛主席的思想，他看出这个剧种在变迁，搞了样板戏，中间吸收了一些西洋歌剧的手法，现在人们认为那时候的东西都是左的，其实回头来看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到现在，京剧还是要创新发展。民族民间艺术也是一样，要抢救啊，保护啊，天天跟政府要钱，这是救不活的。你要年轻人去接受，强制人去进入它原来的状态，那是行不通的，所以文化部门得想办法去创造、去发展。

　　记者：那么，这个创新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

　　徐沛东：当然还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有了传，才有承。不管怎么变，别把本忘了，否则就没有根了，比如你是朝鲜族的音乐，做成汉族风格，那就不地道了，仍然要立足于本民族的基础，这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只有各民族都把自己的文化传承发展好，世界文化的大河才能往前流，才会显出多姿多彩的风貌。如果我们的音乐越来越趋同、越来越规范、越来越量化，就不多彩了。经济可以一体化，文化绝不能一体化。

　　民族众多、风格多样是中国音乐的优势

　　记者：您认为中国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是中国音乐的一大特色吗？

　　徐沛东：民族众多、风格多样，这是中国音乐的一大优势。另外，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上，我们也有优势。现在世界上最完整的民族交响乐团是中国的，像二胡、笛子、扬琴、唢呐、琵琶、古筝等，原来都不是中国的，是外来的，但现在外面没有了，我们还传承得很好，这说明我们文化的包容性。

　　但是，我们也有弱势，就是文化太厚重，创新的步伐不够大。你看印度音乐，它在世界音乐中占有重要位置，它很有特色，一听就是印度的，而且它跟时代的脚步比较近，节奏感强，不像中国的音乐有点慢悠悠的，因此印度的民族音乐发展得很好。

　　记者：所以，您的作品中既注意保持民族风格，又很注意创新？

　　徐沛东：我的歌曲，确实给人感觉很民族化，但另一方面又很不地道，没有哪首歌是某个地方某个民族的，我是从各种元素里吸收养分，比如音调上、和声上、编配上或别的因素上，让音乐的信息量跟时代吻合。包括《天蓝蓝》，本来歌词是“我们唱文山人” ，我改了，我跟他们说：你要这样的话，文山人不喜欢，外面人也排斥，我们不只唱文山人，我们要唱天下人对爱的祝福，这歌才会显得大气。

　　记者：您认为政府在扶持发展民族文化方面应该做哪些工作？

　　徐沛东：现在一说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是盖高级剧场、高级歌剧院，一窝蜂，以前我们是太缺了，但现在是不是每个地方都需要这样的大剧院？大部分剧院都闲着，盖完了剧院演什么？如果政府官员在任时只想拿出点成果，不去做基础性的工作，没人种地，光想收割，这样一代代下去是很危险的。有的地方政府打着算盘用文化赚钱，如果所有的文化都带着钱的味道，也是很可怕的。因此，政府应该在扶持民族文化方面找到自己的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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