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国立音乐幼年班：新中国交响乐中流砥柱

　　解放前夕

　　1948年底的这个冬天，灵官庙异常清冷难熬，连琴房的房顶都被风刮走了。

　　孩子们时常在静夜里听见北方传来的零星枪声。上海的老师们已经不来常州上课了，其他老师也都渐渐离去，有家的同学被遣散回家，留下的学生在黄源澧、廖辅叔几个老师的带领下，实行自我管理。

　　此时的国民党已经开始做撤退台湾的准备。吴伯超想把幼年班带走，还派幼年班的班主任赴台物色校址。但此时国民党各大小机构涌入台湾，根本无暇顾及这拨偏居在常州的幼童。吴伯超争取无果，只得放弃幼年班单独赴台。

　　吴伯超临去台湾之前，把黄源澧匆匆召到南京见他。他无奈地把幼年班托付给了黄，并让黄去国立音乐院财务处领了满满一麻袋的金圆券——幼年班师生未来几个月的生活全赖于此。

　　黄源澧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常州，并立即找银元贩子将它们换成“袁大头”，否则一麻袋纸币隔天就可能不值一文。火车站到处是乱哄哄逃难的人群，根本无法挤上车，他顾不得平日里的斯文教师样，攀爬到车厢顶上，紧紧护着大麻袋，还得观察四面是否有被打劫的风险，就这样一路惊慌回到常州。

　　黄源澧回到常州之后没多久，报纸上登出了震惊中外的“太平轮”海难消息。吴伯超的名字赫然在死难者名单中。

　　常州的冬天异常寒冷。幼年班的生活十分困难，只能以稀饭度日。之前发的衣服已捉襟见肘。尽管如此，孩子们仍坚持练琴。

　　毛宇宽的父亲曾希望带他去台湾，但他以离开乐队就前功尽弃为由拒绝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使他产生了留下来迎接解放军的想法。这也是幼年班大多数师生的心愿。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夜里，他们挤在收音机旁，听到解放军将于4月21日晚渡江的消息，兴奋了一夜。4月22日一早，几个活跃的同学满城张贴“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大幅标语。

　　5月初，他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常州军管会代管。一年后，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后迁往北京），幼年班40多名师生被送往天津。中央音乐学院派人去火车站接人，原以为幼年班的学生还是需一个一个抱下火车的小娃娃，哪里知道，最大的已经十七八岁，最小的也已12岁。

　　国立音乐幼年班被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

　　何处是母校

　　幼年班的学童们成了新中国音乐殿堂的栋梁。

　　1952年，国家成立两千人的军乐团，要40个吹巴松的。“我刚一被接到军乐团，40个人围上来喊：刘老师，刘老师。我当时才14岁。”刘奇回忆。

　　1956年中央乐团成立，幼年班的学生是其中的骨干力量。张应发担任小提琴首席，许多人担任声部长：岑元鼎（中提琴）、盛明耀（大提琴，他走后是马育弟接任）、邵根宝（低音提琴）、李学全（长笛）、刘奇（大管）、谢厚鸣（圆号）、方国庆（打击乐）。张孔凡则是乐队的指挥之一和中国第一部京剧交响乐《穆桂英挂帅》的主创者。

　　但培育了他们的老师们却命运多舛。1957年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改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后，黄源澧任第一任校长。文革开始后，黄源澧被扣上“为蒋政权服务，为国民党建立御用乐队”的帽子，文革后才平反。

　　虽然幼年班在建国初期即并入中央音乐学院，但它的身份，一直比较尴尬。“文化部一直有人说幼年班是属于南京国立音乐院的，不属于中央音乐学院。所以我们每次纪念聚会，都不能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根本不承认我们。”金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此事，显得很无奈。

　　幼年班原址灵官庙，后来成为常州一中所在地。常州一中将幼年班同学视作校友，每到纪念日，都给幼年班同学发请帖，邀请他们回母校团聚。但马育弟去了后说，没有母校的感觉。

　　2010年11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建校70周年大庆。在中央音乐学院校史展览厅里，有一面窄窄的墙专属于幼年班，那里记录了幼年班的时光流转。这意味着，幼年班的身份第一次获校方认可。白哲敏、毛宇宽等人特地从香港回来——他们终于有母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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